劉起運、王軍平：你提到的流動性過剩、投資過快等問題是這幾年來我們國家一直存在的問題，不是因為奧運才出現的問題。如果非要把奧運經濟的周期性跟整個經濟周期拉到一起，那有一點關系也只是偶然的。2008年以后，我們國家從經濟周期角度來說會進入一個低速增長階段。但是這個階段并不像以前教科書上說的那種衰退期，那個衰退期是說經濟負增長，而我們說的是經濟增長的速度沒有以前那么高，沒以前那么平穩。
經濟周期可能會對奧運形成風險，而奧運本身又有風險，這可能會使奧運風險有一個 “放大效應”，這必然加劇奧運結束后國民經濟下滑的速度。
至于后奧運風險會造成什么樣的結果，從風險管理的角度來說，一般要等風險事件發生以后才能科學地評估它，在事件發生之前，我們找到的只是風險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可能會出現的原因，并不能完全計量出這些風險因素會導致多大的影響。
《中國企業家》：那么，從目前找到的風險因素來看，我們怎樣才能更好地規避后奧運經濟風險？在宏觀和微觀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議？
劉起運、王軍平：有些風險企業自身是無法規避的，但是從宏觀的角度，從北京市的角度，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說我們可以發展一些穩定的產業，來彌補那些受奧運影響比較大的產業所帶來的影響。
同時，我們可以考慮合理安排奧運后的投資規模，平抑投資總量波動。比如目前北京的奧運場館建設主要集中在北城，而南城和郊區的基礎設施是比較落后的，我們就可利用政府直接投資等手段引導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向南城和郊區轉移，以改變投資過分集中在城市中心區的狀況；同時，可適當安排部分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特別是與奧運無關又不急于上馬的項目延至奧運后建設，以平衡奧運前后的投資規模過分波動，不致因投資規模波動造成北京市奧運會后經濟增長出現“大落”。
另外，資產證券化是一個很好的手段，它可以轉移政府投資奧運的風險。以北京奧運會的國家體育館為例：原始權益人(北京市政府)將擁有的財產(國家體育館)以“真實出售”的方式過戶給特設信托機構(如北京國際信托投資有限公司)；特設信托機構獲得該資產，發行以該資產的預期收入流量為基本的資產支撐證券，并憑借對資產的所有權確保未來的現金收入流優先用于證券投資者還本付息。特設信托機構通過設立各種專用賬戶，實現了基礎資產(體育設施)與原始權益人(北京市政府)的風險隔離，保障了資產證券化的投資者利益，同時也切斷了體育設施經營風險對政府(財政)的風險轉移。
最后就是奧運場館的充分利用。比如奧運場館將來可以做博物館，可以做奧運展覽，也可以出售一部分，這些措施是比較多的。（原載《中國企業家》；文/鐘加勇；標題及點評為創業網所加，原文標題《警惕奧運經濟風險》，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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