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富榜》中科技業富豪的低迷不是偶然現象，反映的是國家經濟中運行機制問題。
一年一度的胡潤《富豪榜》已經儼然成為了中國經濟生活中的一個事件，發榜前的猜測，發榜后的評論、熱議，富豪榜人物的興衰沉浮也受到廣泛的關注。而胡潤似乎也善于調動媒體和讀者的興趣，每年總能挖出一些讓公眾興奮的事件和人物。2006年的最大驚奇自然是富豪榜首席讓位給了一個巾幗豪杰，而且是廢紙堆里揀出來的富豪。不過這些對于大眾來說，都可以當作娛樂事件來看，大可以輕松面對。
但是《百富榜》中也有不輕松的事情，在國家對房地產投資實施數年的宏觀調控背景下，房地產行業的富豪不但比例增加，而且個人財富也大幅度提高，前十大富豪中，涉足房地產業的更是占據了八席；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IT、互聯網為代表的高科技富豪的名次卻普遍下降，曾經占據榜單前列的丁磊、陳天橋跌到了10名以外，除無錫尚德的施正榮受益于能源行業的高價格仍然在榜單前列占據一席之外，高科技行業在《百富榜》上幾乎全軍皆墨，要知道，這是中央政府把創新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的背景下。
政府宏觀調控的行業，財富仍然在高速積累，而政府大力支持的行業，財富卻在快速的縮水，在國家之間競爭更多取決于科技實力的競爭的全球背景下，這種對比形成了一個有點刺目的悖論，其本質上反映的是國家創新危機。
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在逐利動力的驅使下，總是會趨向于獲利更高的區域，所以公司和個人做為一種個體行為，把錢投向能夠帶來更大回報的房地產業，我們無須加以指責。但是對于這種從整體結果上可能帶來國家競爭優勢喪失的現象，卻需要我們去辨析和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種現象的發生？我們需要在什么環節加以改進？我認為，問題主要出在知識產權保護和金融體制上。
一、 知識產權保護
把房地產業和高科技產業做一下對比就可以發現，房地產業是實物產權，從土地、配套設施到建筑材料，價值鏈的各個環節都有真實的、看得見的實物相對應。而高科技業是知識產權，企業價值主要通過人力資源、管理模式、技術專利等看不見的虛擬資產構成。我們現在從政策、法律、社會輿論等各個方面，對實物產權從界定到價值評估，都已經形成了比較一致的意見，并建立了配套的體系。但是對于知識產權從開發、評估到轉讓、交易等各個環節卻留下了太多的空白，從社會普遍認知上，知識產權的保護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二十一世紀的經濟是知識經濟，國家之間的競爭是技術實力的競爭，但是，沒有知識產品領域相關法律制度的建設，產業價值就無法得到體現，也不可能吸引大量資本進入。華為總裁任正非認為：必須把知識產權作為自己國家發展所必須的國家戰略來推行，變防御、解釋為自己主動建立知識產權體系，包括重視開發，重視知識產權積累，重視知識產權轉化，重視保護知識產權。沒有知識產權的嚴格保護，不通過保護使原創發明人享受應得的利益，就不會有人前赴后繼，奮不顧身地去探索奮斗，就不會有原創發明，沒有大量中國公司的原創發明，中國就永遠進不了“高地俱樂部”，就將永遠受制于人。真正受傷害的是中國有發展潛力的企業，而不是西方企業。
而創意產業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約翰·霍金斯更是認為：知識產權是創意經濟的貨幣。它在創意經濟中扮演的角色，遠比其在工業經濟中的角色要重要得多。在過去的工業經濟時代，人們需要知道的主要是原材料和合同法；而現在，人們需要知道的則變成了知識產權和合同法。其需要處理的問題無非是“我如何運作；如何向他人銷售產品。”就此而言，合同法只是我們所做事情的外在傘形框架，而真正處于創意經濟核心位置的則是知識產權。
對比這些真知灼見，再來看看現實經濟中的資本流動方向，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么大量的投資不愿受國家戰略指揮棒的指引，投向高科技行業，而是在調控之下鍥而不舍的進入房地產領域。
二、 金融體制
任何產業的發展都離不開資本市場的支持，但是不同的產業，由于產業發展模式上的差異，在投資回報、價值評估、風險控制上表現出很大的不同，那么就需要不同的投融資模式。而中國目前的金融體制，金融形態的單一、金融工具的欠缺遠遠不能適應多樣化的產業形態和資本需求。但恰恰是房地產的抵押貸款模式，卻在現有的金融體制中找到了最佳匹配。無論是房地產開發商的土地抵押貸款，還是房產購買者的分期付款，在傳統的銀行業務中，都是高收益、低風險的優質客戶，非常容易獲得銀行資本的支持。
而高科技行業的資產主要是人力資本和技術專利，在傳統的銀行貸款評估中，或者是不予考慮，或者是被嚴重保守估值，很難從傳統的金融體制中獲得發展的資金支持。即使是這樣，還經常面臨著放貸風險而產生壞賬。高科技行業首先是個高風險的行業，在傳統的銀行業務中，不是管理執行的問題，而是根本從模式上就不適應。
所以就形成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高科技行業的真正價值無法得到認證，反而只能通過廠房、土地這些次要資產獲得信用。方正集團總裁魏新認為，目前國內絕大多數銀行的觀念仍停留在"錢莊"時代，它們在提供貸款服務時，先看報表中資產負債率的高低，一般在60％以上的被認為"比較安全"，其次看固定資產的比例，如果比例小，就認為風險很大，"在這種小農經濟觀念里，房子、土地等'實物'成為放貸的憑據，幾個人、幾張桌子的高科技企業普遍難以從銀行融資，而知識產權還無法進行估價"。
在這種情況下，方正這樣的“高科技企業”卻不得不調整資產結構，其突破口就是切入傳統行業，因為傳統行業的經營風險較小，"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稍微多賺一點，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就少賺一點"。與此同時，在購買各大傳統型企業之后，方正固定資產的比例也隨之增加，如蘇鋼集團就有近4000畝土地，還有大量的廠房和設備，"銀行在發放貸款時心里就非常踏實了”
而相對比的是，美國的高科技業之所以能夠長盛不衰，引領潮流，固然有其雄厚的基礎教育和科技實力的支撐，但更重要的是，從一項技術問世，到建立公司，發展壯大、規模擴張、業務轉型，都有適應的天使投資、風險投資、股市融資等投資模式的支持。美國的高科技產業也一樣是高風險，同樣有大量的小公司死在襁褓中，大量的公司短暫繁華后又迅速衰落，但是創新的金融體系在有效化解投資風險的同時，保證了產業的整體利益和持續興盛。高科技行業也產生了以比爾·蓋茨為代表的高科技富豪群體。
《百富榜》上富豪們個人財富的升降起落，是一種正常現象，但是，群體性的升降變化中，反映的行業的興衰和資本的流向，回想世界經濟論壇前一段時期發布今年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國競爭力落后印度11位排名第54位，就應該知道，《百富榜》中科技業富豪的低迷不是偶然現象，反映的是國家經濟中運行機制問題。國家創新戰略真正得到實施，不只是一個輿論導向就可以驅動，而是一個需要觸及深層次問題的系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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