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黃宏、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擊隊》曾火爆了當年的電視熒屏，形象地演繹了當時農村嚴重的超生現象。長期以來，人們普遍把目光聚焦在中國農民的超生問題上。然而，十多年過去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分層的日益細化，超生現象也出現了新的變化——社會生活中已經出現了另一個超生群體，他們利用交納社會撫養費等方式成功地在生育問題上辦到了其他階層無法辦到的事。
他們，被稱為城市中富有的“超生貴族”，較之目前農村的超生問題，富人、名人超生現象正越來越受到國人的關注。
多一個孩子也就是多一雙筷子
王利權的老家在距離溫州市區僅有兩個小時車程的一個村子里。依靠一個服裝廠，他目前已經積累了600多萬元的資產。目前，他的3個孩子都在外地的一所私立學校上學。
超生問題在王家表現得尤為顯著。王利權有3個孩子，一個兒子兩個女兒。王利權的弟弟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多子多孫、人丁興旺嘛！再說了，多一個孩子也就是多一雙筷子。”王利權說。
在生第二個孩子時，王利權就是“疏通”了當地醫院的人，開了張假證明，說他的第一個女兒有先天性心臟病。到了生第三個孩子的時候，他讓老婆去了外地一個親戚家。
“生完孩子回來，反正政府也不敢把生下來的孩子掐死，交了罰款就什么事都沒有了。”王利權說，子女多才是村民羨慕的“大戶人家”。
“廠子辦起來了，多生一兩個孩子，將來管理廠子的事情也有人手了，外人管自己的錢物還是不放心。”王利權說，在辦廠子的朋友中，好多人想方設法生了第二胎。
與許多經濟發達地區相似，浙江省名人、富人超生情況普遍存在。浙江溫州以發達的民營經濟聞名天下，也是富人、名人超生現象較為嚴重的地區。
政府高調向“超生貴族”宣戰
今年2月7日，浙江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章文彪在浙江省人口發展狀況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對于名人、富人超生情況，浙江將采取征收高額社會撫養費等措施，情節惡劣的，將予以曝光。
章文彪說，目前公眾對名人、富人超生現象非常關注，這些人物往往是公眾人物，社會影響大，理應成為遵紀守法的典范。
章文彪表示，對于這些高收入人群，浙江省將采取征收高額社會撫養費的措施，如果“不怕罰”，或者性質惡劣，將對其進行曝光。目前，浙江省已在收集典型案例，擇日向社會公布。
浙江省計生委副主任宋賢能說，浙江對于名人、富人超生，除了征收當地收入平均水平2~4倍的社會撫養費外，還將征收其實際收入1~2倍的社會撫養費。
事實上，向超生的名人、富人征收高額社會撫養費，在浙江省早有法律規定。2002年9月3日出臺的《浙江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超生者個人實際收入高于當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應按其超過部分的1~2倍加收社會撫養費。
浙江省計生委有關負責人認為，這一規定其實是針對名人和富人的。比如某名人、富人超生二胎，年收入為100萬元，當地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兩萬元，則征收該名人富人的社會撫養費為192萬元。
浙江省計生委負責人介紹，此次浙江省高調向“超生貴族”宣戰的背景，是今年1月22日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該決定提出：“嚴肅處理違紀違法行為，凡違法生育的，一律依法征收社會撫養費；造成惡劣影響的，可予以公開揭露；是黨員、干部的，依紀依法從嚴懲處。”
有關人士分析，對制裁名人、富人超生態度的升溫，實際顯示了《條例》執行的艱難和無法回避的現實尷尬：從作為懲罰措施的“社會撫養金”越收越多的現狀看，這幾年富人、名人超生的現象其實并沒減少。
去年，瑞安市一私營企業主因違法生育第二胎，被征收了68萬元“社會撫養費”，成為溫州市迄今被社會撫養金數額最高案例。在溫州，私營企業主超生被重罰的事例屢見不鮮。然而，經濟處罰這種“軟”措施卻被證明收效甚微。2005年，溫州市征收的“社會撫養費”為1．8億元，2006年則達到了創紀錄的2．2億元。違法生育的人數并沒有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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