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專稿：體制上的優勢，使美國在國際市場上過度透支信用，過度消費世界資源，特別是石油。美元是國際石油市場的結算貨幣，因此美國具有消費世界石油資源的特權。當石油市場出現供不應求局面時，美國就會印刷更多的美元用于購買石油，由于石油的供給速度永遠也趕不上美元的印刷速度，因此以美元計價的石油價格就會飆漲，進而帶動天然氣、煤炭價格大幅上漲。油價高企又吸引大量農民改種能源作物，糧食種植面積減少，又導致其它農產品價格飛漲。這一系列連鎖反應，其根源都與石油供應不足有關。
6月29日，第19屆世界石油大會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開幕。與一周前在沙特吉達舉行的國際石油會議一樣，此次會議的焦點仍是如何控制飛漲的國際油價。具有諷
刺意味的是，就在會議舉行期間，７月２日，紐約、倫敦兩地油價雙雙沖破每桶144美元，創出歷史新高。顯然，市場對此次石油大會的效果并不抱什么希望。
市場是對的。像世界石油大會這樣的非政府、非盈利的國際石油論壇組織，很難對高油價問題提供實質性幫助。當今世界仍處于無政府狀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治理遠未實現，因此，在立場迥異、利益相互對立的產油國和消費國之間，在石油公司和各國政府之間，達成油價控制協議的機會微乎其微。
那么，究竟誰能決定油價的走向呢？我認為，發揮基本影響的仍是兩大因素：一是供求關系，二是國際金融體系。
從本質上講，高油價是供求失衡的結果。雖然有觀點認為，投機資金才是油價飛漲的元兇，但投機的基礎是供求關系，如果沒有供不應求的客觀現實遠景預期，投機資金也就無從炒作。
世界經濟衰退難免
過去20年，世界人口增長了14億，越來越多的人由農村走向城市，越來越多的人開上了小汽車，坐著飛機在全世界旅游。人口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不可避免地帶來能源消費的增加，可是石油作為不可再生資源，其儲量、產量都是有限的，不可能隨著人口增長無限制提高。再加上經濟全球化帶來生產效率提高，極大地刺激了全球能源消費，導致石油供求日益失衡。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過去5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每年都超過4%，形成了過去30年世界經濟最長的一輪經濟擴張周期。經濟的高速發展，使能源消耗速度超過了能源供給。這種供求關系的改變，就是國際油價不斷上漲的基本面。
同時，國際金融體系的固有弊端也對高油價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元與黃金脫鉤，從那時起，世界進入了“自由印鈔時代”。雖然過去30多年的實踐證明，貨幣擺脫黃金的束縛，有利于世界經濟的發展，但是，它同時也埋下了貨幣信用無限擴張的隱患。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意味著，只要美國把紙印成美元，就可以用它在國際市場上購買任何資源和商品。這種體制上的優勢，使美國在國際市場上過度透支信用，過度消費世界資源，特別是石油。美元是國際石油市場的結算貨幣，因此美國具有消費世界石油資源的特權。當石油市場出現供不應求局面時，美國就會印刷更多的美元用于購買石油，由于石油的供給速度永遠也趕不上美元的印刷速度，因此以美元計價的石油價格就會飆漲，進而帶動天然氣、煤炭價格大幅上漲。油價高企又吸引大量農民改種能源作物，糧食種植面積減少，又導致其它農產品價格飛漲。這一系列連鎖反應，其根源都與石油供應不足有關。
如果以上論述成立，世界經濟的前景顯然是灰暗的。當前國際市場上出現的油價、糧價暴漲，通貨膨脹等現象，從根源上說，都是以石油為代表的不可再生資源滿足不了人類發展的需要造成的。這意味著世界經濟已經撞上了能源天花板，除非有新技術、新能源的大范圍開發和利用，否則，世界經濟將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
按照馬爾薩斯的理論，當資源（馬爾薩斯指的資源主要指土地）供給趕不上人口增長時，就會出現罪惡（戰爭、瘟疫、饑餓等）消滅人口，直到經濟重新達到平衡。人類歷史的多數時期，正是在這種怪圈中往復循環。當前世界面臨的能源困境與馬爾薩斯怪圈類似，如果人類拿不出辦法突破能源瓶頸，就只能通過衰退甚至戰爭來消滅剛性需求。
中國應成為第四次技術革命領跑者
根本的解決之道是開始第四次技術革命，開發新技術、新能源，擺脫對傳統化石能源的依賴。按照一般的說法，人類歷史上發生過三次技術革命。第一次是以蒸汽機的發明與使用為標志的工業革命；第二次是以電力的發明和化石能源大規模使用為標志的重工業革命；第三次是以計算機等高技術發展為標志的信息革命。這三次革命，都曾使人類突破馬爾薩斯怪圈，通過技術創新發展生產力，滿足人口增長帶來的物質需要。而目前，高油價時代的來臨，為新技術、新能源的研發和推廣創造了條件，以新能源技術為代表的第四次技術革命必將出現。
對中國而言，只有成為第四次技術革命的領跑者，才有機會突破能源瓶頸，擺脫受制于人的局面。
放眼歷史，前三次技術革命都發生在世界領先國家，中國要有雄心壯志，在人類第四次技術革命中占據一席之地。在這方面，中國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一是中國石油、天然氣嚴重依賴進口，具有開發替代能源的強烈經濟愿望；二是中國的巨大市場，為研發新技術、新能源的公司提供了廣闊的獲利空間；三是中國國內目前面臨流動性過剩，可以利用這一契機，為新技術、新能源的開發提供巨額資金支持；四是中國的科研體系比較完備，如果能和企業進行有效結合，可以為新技術、新能源開發提供強大的技術和人才保障。這些條件，完全有可能讓中國成為產生技術突破的國家。
作為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要滿足13億人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就必須有穩定的能源供應。因此，全力開發新技術、新能源，對中國不是該不該做的問題，而是必須做好的問題。目前，對中國最重要的，就是要為新技術、新能源的開發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保護知識產權，鼓勵創新，引導人才、資本向節能技術、新能源領域流動。今年4月1日，修訂后的《節約能源法》正式施行。這是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節能問題的體現。下一步，我們還應進一步制定保護、引導新技術、新能源開發的能源法案，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為環保、節能、新能源企業創造便利的融資條件。
同時，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新技術、新能源的應用需要較長的時間和巨額投入，并不能從根本上阻止眼前的世界性衰退。我們必須積極采取措施，應對當前的難關。對內，一方面要進一步節能挖潛，減少浪費，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應逐步調整產業結構，淘汰、限制高耗能產業的發展。對外，我們一方面要加緊實施走出去戰略，確保油源的穩定供應；另一方面，應加強國際合作，特別是與日本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合作，共同制定能源政策，共享節能技術。東亞國家普遍貧油，日本更是一滴油不產的國家，可日本的石油消費量卻長期位居世界前三位。因此，日本的能源供應面臨著比中國更嚴峻的局面。在這方面，世界石油消費第二大國和第三大國，完全可以攜起手來，共同尋求能源對策，通過整個東亞的團結，影響國際能源市場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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