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投大躍進：浙商的新一輪泡沫
辛苦賺錢的浙商爭先恐后投身創業投資的大躍進中。最土的錢以最洋的名頭做著幾十年來未變的拆借生意
文｜《創業家》記者何寬
在德清縣，一個頗為流行的說法是：劉曉人案讓當地的經濟倒退5〜10年，這里的大小老板們幾乎全體淪陷于劉的集資詐騙案中。然而，在職業的創投人士看來，這起悲劇的發生在意料之內、情理之 中。
早在“劉曉人案”之前，全民創投的浪潮已在浙江掀起，浙商們把創投公司看成是最時髦、最便捷的創富工具。2006年以來的高峰時期，浙江平均每個縣興起近百家投資公司，僅在杭州注冊的就有800余家。杭州最豪華的寫字樓——公元大廈成了創投公司最密集的集散地，浙商領袖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聯合其他11家知名浙江民企成立了浙商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幾十年來賺辛苦錢的浙商在創投浪潮中躍進。
在華立集團董事局主席汪力成的印象里，浙商做投資的風潮始于2006年下半年。那時，股市開始上揚，不斷有新經濟公司在海內外IPO。“起初，做PE(私募股權投資)投資的特別多，后來又興起做風險投資。”汪力成說。近兩三年，不斷有人來找他，想一起看項目、找項目，至少有3撥人曾提出和他一起成立投資公司。
是什么激發了浙江商人們的投資夢？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浙江變異了的投資產業鏈上，鏈接LP(有限合伙人)與GP(一般合伙人，基金管理者)的是以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為代表的新經濟標桿和雅戈爾(14.59,-0.17,-1.15%)創始人李如成做pre-IPO的創富神話。浙商們津津樂道，阿里巴巴的成功上市讓其投資方軟銀獲得高達71倍的投資回報；2007年，寧波服裝大佬李如成通過參股中信證券(34.96,-0.05,-0.14%)、廣博股份和寧波銀行(13.31,-0.41,-2.99%)等，獲得股權投資回報170多億 元。
在浙江，這樣的情況很常見：一兩家企業作為發起人，拉另外幾個企業加入，每家拿出幾千萬元成立一個人民幣基金，請一個團隊來做企業上市前的股權投資或風險投資。“他們大多是做服裝、五金、貿易等傳統產業出身，有豐富的創業經驗，財富積累比較早，但做得很辛苦，厭倦了用最傳統的方式賺最辛苦的錢。尤其去年的金融危機對他們打擊很大，他們很多人想賣掉工廠，轉型做投資、做LP(有限合伙人)。”諾亞財富管理中心總裁汪靜波說。2008年，諾亞財富幫助紅杉資本募集人民幣基金10億元，汪靜波對浙江本土LP有著印象深刻的群體印象。
兩年前，溫州成立了浙江省第一個人民幣基金，募集資金9億元。但這個基金沒能順利運作下去，很快被清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LP把這只基金看成是自己投資的一個公司，把自己看成是公司股東。基金每投資一個項目都要由LP共同來判斷，LP成了投資經營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導致GP沒有運作空間，最終退出。
一個基金從募集到封閉運作，基本的游戲規則是：LP把資金委托給個人或者機構，定好周期、回報以及分配機制后，不能過多干涉委托平臺的投資行為。但是這個游戲規則在浙江有些水土不服。“很多浙江本土LP都要隨時了解GP的一舉一動，關注每一個項目細微的進展情況，甚至要對每個投資決策發表自身的意見。”任強(匿名)說，他是浙江某創投機構的資深合伙人，做投資之前，曾在IT行業摸爬滾打了13年。他的感觸是，IT圈浮躁，浙江的創投圈更浮躁。“浙江企業主轉型做LP，卻沒有一個職業的LP心態。他們更相信自己的直覺和過去創業的經驗。”任強說。
LP強勢干預，GP只能遷就妥協，而且活躍在浙江的GP與LP一樣，大多不夠專業，半路出家。“很多GP，表面上有經驗，其實并沒有。他們有的來自證券公司里的投行部，有的是一些基金經理。他們頂多算票友，過去的經驗和管理一筆基金是兩回事。”中科企業家學院執行院長潘強龍說，他的學生中有不少人轉型做投資。一次，一個學員對他講，我請到一個很職業的GP，他原來是一家房地產上市公司的副總，對怎么把一個企業做上市很有經驗。還有的本土LP，因為請不到職業的GP，干脆讓原公司里的財務人員負責操作，自己上陣去找項目，看項目，扮演半個GP。
“把自己偶然的成功當作規律，把膽大當作智慧，以短期逐利的心態從事創業投資。這是浙江創投圈普遍存在的問題。”潘強龍說。
劉曉人入獄前有著民間創投第一人和“天使大哥”等稱號，事實上他在做的，仍然是拆東墻補西墻的高息拆借生意。劉曉人不是個案，而是一個群像的寫照。近年來，許多繼續活躍在浙江的所謂創業投資機構，其所從事的與幾十年來浙江地下金融業有著高度關聯。
自上世紀80年代初，浙江民營企業發達，金融服務跟不上，開始流行“抬會”。其模式是：若干人組成一個會，以經濟上的相互扶助為主要目的，聚攏各自的資金，會員們輪流使用，用的人支付利息，不用的人吃進利息。當時，“抬會”里集資的主要用途是投資工廠、辦實業，由此催生出一大批早期的浙江制造業企業。80年代末，國家實施宏觀調控，大量“抬會”的資金鏈出現斷裂，由此導致浙江大批企業破產倒閉。
90年代中期以后，地下錢莊成為“抬會”的變身，其存在形式主要是：典當、擔保，從事資金的高利拆借。在這一輪里，資金的風向從實業轉向了房地產，破壞性的創新無處不在：拍賣到一塊土地，拿到土地證，先不付錢，拿土地證到銀行貸款，然后拿貸款支付土地費用，接著利用地下錢莊的通道來集資建房。這一輪一直持續了十多年。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仍然有浙商因短貸長投，倒在資金鏈斷裂的血泊中。
“一直活躍的地下錢莊到了21世紀又有了新名頭，做創業投資、股權投資，但資金的來源是一樣的，出資人的心態和他們過去做抬會、做擔保時一樣，是做短期拆借的心態。而資金聽上去有了新去處，不投工廠、房地產，而是投新經濟、新模式，但實際上很多錢被不規范的LP拿去做高利貸的生意。”潘強龍說。
劉曉人案也許會讓浙商投資互聯網的熱潮有所降溫，但創投浪潮并未褪去，下一輪投資泡沫正在興起。新能源已經成為浙商鏖戰的戰場。從這一輪到下一輪，你方唱罷我登場。接力棒在不同的主角中傳遞，不變的是涌動的泡沫。
解析民間創投瓶頸
文|由Chinaventure獨家提供
近期，德厚資本執行合伙人黃浩、紅鼎創投董事長劉曉人相繼因非法集資、集資詐騙被查處，民間資本涉足創投行業所出現的問題引發業界探討。
一、LP、GP角色模糊
2006〜2007年創投行業進入“大躍進”時期，高收益吸引大量缺乏投資經驗的民間資本介入其中，紛紛成立機構以圖獲利。以民間資本異常活躍的杭州市為例，2006年以前成立的創投公司只有浙大創投等6家，如今已飆升至21家，其中不乏紅鼎創投等民間資本中資機構。
2008年投資市場急轉直下，創投行業高速發展背后的問題逐漸浮出水面。盲目跟風、欠缺經驗等使得民間資本中資機構發展遭遇瓶頸。例如，由于民間資本中資機構LP多為民營企業，對于行業判斷力獨到，難免在投資過程中對GP加以控制，使得GP喪失獨立性。再如，創投行業慣例為設定優先回報，而部分民間資本中資機構對其LP設定承諾收益違反了行業的基本原則。投資策略設定不合理是民間資本中資機構各種問題的根源。民間資本的短期逐利心態，違反了創投行業長期投資的原則，出現各種發展瓶頸在所難免。
二、高位進入熱點行業
降低投資回報率
行業進入時機直接決定投資回報率，民間資本中資機構由于缺乏投資時機判斷經驗，難免錯過最佳進入時機。
以環保節能行業為例，2006年政府頒布的“十一五規劃”中，大力推行節能減排，并出臺稅收方面的各種優惠政策以刺激行業發展。經驗豐富的外資機構充分把握住環保節能行業崛起的勢頭，于2006年以較低的市盈率進入該行業，并成功退出獲得較高的收益。例如IFC在2006年初投資伊普國際，并于年底成功退出，內部收益率超過600%。
相比外資機構，民間資本中資機構大規模介入環保節能行業始于2007年，其時已經是行業投資的最高峰，其投資市盈率之高不言而喻，投資成本過高必將降低其投資回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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