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擴張是過去十年支撐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核心元素。每輪宏觀調控之際，貨幣政策都扮演了主要角色。比照十年前后，我們發現，這段時期變化最激烈的恰是貨幣金融領域。
不久前，央行發布的2012年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數據報告，進一步夯實了中國貨幣金融環境已發生變化的論點——金融脫媒大勢已定，直接融資漸成氣候，市場化在倒逼金融改革。
十年前，我國的金融體系高度依賴銀行系統。2002年人民幣貸款占據社會融資總量的91%，社會經濟幾乎悉數被銀行信貸控制。但從2010年開始，這一比例已跌破了60%，隨之繼續下降到2011年的58%和2012年的52%。這也就是說，股票、證券、信托理財、私募基金、民間借貸正成為資金供求雙方的主戰場，它們完全能通過資金的銀行體外循環，實現更高效率的資金對接。這是金融學典型意義上的“金融脫媒”現象。
金融脫媒在這十年間的加速演變，與經濟大環境密切相關。一來，實體經濟低迷，很多領域資產泡沫膨脹，投機性資金需求旺盛，為快速獲得所需資金，不惜承擔高昂的借貸成本，而滿足這類需求顯然非銀行部門更加得心應手。二來，在國企越來越強勢的格局下，國有部門和地方政府成為銀行信貸大戶，民企貸款艱難。中國融資系統于是分化為兩極：既得利益階層把銀行當“取款機”，民間階層只能訴諸直接融資。三來，央行在利率市場化改革方面的舉措可圈可點，資本市場擴容成就斐然。多重力量的合力，終于撬開了過往鐵板一塊的銀行式金融體系的堅冰。
不過，中國式金融脫媒帶有典型的“倒逼”特征，主動的金融改革痕跡并不明顯。比如，在成熟經濟體占據主導的股票和債券融資，在社會融資總規模中的比例依然不高。層層的制度障礙和行政烙印，導致資本市場發展緩慢，結構性矛盾沉疴遍地。
以公司債為例，這本是中小企業融資的上佳途徑，但相對于國債和金融債，企業債發展十分緩慢。2004年《中國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決定》發布至今6年，雖然金融高官、專家學者不斷呼吁加快公司債等市場的發展，但停留在口頭上的局面一直沒有大的改變。
公司債市場不僅受到強力的行政管制，發改委獨掌審批權，而且在體制上始終難以推進，至今仍無明確的地位認定。正如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直言，“中國公司債市場的問題，主要是體制問題，不是技術問題。”公司債是用市場手段規避市場風險的得力工具，可讓人難以理解的是，用行政管理手段控制風險，卻成了有關部門長期不愿拋棄的工作思路。
最近兩年，發展最為兇猛的則是高風險系數的信托市場。截至去年底，信托市場總規模已突破7萬億，超過了國內第二大金融機構保險業6.9萬億元的規模。看央行公布的數據，去年信托貸款增幅最猛，從2011年的占比1.6%躥升至8.2%，全年新增額為2011年的近六倍。可以料見，信托融資是近兩年金融脫媒加速的重要力量。信托業從來就是利益縱橫交錯、三角債、多角債最為集中的行當，如此高速的爆發，儼然開始為中國式金融脫媒拉響警鐘。
超常規的金融脫媒速度，也加劇了銀行的信貸擴張速度。隨著人民幣貸款占比下降，銀行系統只能在總量上大做文章。表面上看，有了非銀部門的擴張，近幾年銀行信貸屢屢創出天量，可與非銀行融資系統的擴張相比，似乎并不值得大驚小怪。但2008年之后的信貸擴張確實超出了實體經濟的正常需求，由此產生了對不良資產卷土重來的深深擔憂。遠超警戒線的信貸GDP比、近百萬億廣義貨幣M2，都在高度警示：銀行信貸切不可與非銀行部門的擴張“競賽”。
所以，金融脫媒趨勢固然可喜，但隱藏的風險巨大；萬不可因非銀行融資高速擴張，就以為天量信貸十分合理。穩固金融脫媒趨勢，首要在于控制信托等市場的野蠻生長，規范民間借貸市場，同時掃清債市和股市的制度障礙，大比例提高股票、債券在社會融資總額的占比。
發達國家銀行的發展史證明，真正的金融脫媒，必以損失銀行利益為前提。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全球化和工程化趨勢的高速推進，各種新金融產品洶涌而出，證券市場成為歐美經濟的主血脈，銀行的媒介作用日趨萎縮，失去了融資的主導地位，因為利差收入劇減，銀行依靠傳統業務已難以維持生存。
而當下中國銀行業的主要盈利仍然依賴存貸差，非利息收入僅占收入總額的19%左右，而國外銀行的非利息收入比例達到35%以上。在中國銀行業現有的資產結構中，信貸資產一般占85%左右，利差收入在總收入結構中占90%以上。很顯然，以我國當下的金融格局，并不足以支撐健康的金融脫媒，這也是如今中國式金融脫媒矛盾四伏、問題重重的原因。
在仍要確保銀行利益的大前提下，中國式金融脫媒注定了將要經歷更為艱辛、更為曲折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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