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檢機構作為醫療機構中的一類，并沒有治療和開藥的功能。北京中西醫結合醫院院長趙錫銀表示：“體檢是個新興的行業，和一般醫療機構不同，體檢沒有完整的診斷、治療功能，而只是給診斷提供了一點依據。體檢只能說做到了疾病早發現并給出建議，還不能說是明確的診斷。”
原衛生部在2009年頒發的《健康體檢管理暫行規定》中明確指出，“健康體檢不得以贏利為目的對受檢者進行重復檢查，不得誘導需求。”但慈銘體檢的牙科手術卻一直未曾間斷過。
“跨界”的慈銘體檢，在其本行的體檢上卻又屢屢出錯。其2012年IPO時公布的招股說明書顯示，從2007年至2012年，慈銘體檢共發生4起人身損害賠償糾紛、3起醫療損害責任糾紛、3起醫療損害賠償糾紛、1起醫療服務合同糾紛、1起體檢過程中存在過錯、1起體檢過程中存在漏診。
在其中一起因漏診引發的醫療糾紛中，一位林姓先生在上海卓越慈銘門診部體檢時顯示腎臟B超“未見異常”，但在3個月后被查出左腎上一個約拳頭大小的腫瘤。當時慈銘體檢并未按規定對B超結果存檔，同時該門診部有7名醫生的執業地點也不在卓越門診部，屬于“走穴”性質。
按照《健康體檢管理暫行規定》的要求，體檢機構應“至少具有2名具有內科或外科副高以上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的執業醫師”，“至少具有10名注冊護士”。慈銘體檢負責加盟業務的李先生表示：“每個門診部至少兩名醫師，不可以是兼職形式。”
卓越門診部的例子卻證明了慈銘本身也有打擦邊球的現象存在。美年大健康也多采用公立醫院醫生兼職的方式來解決體檢機構的人才難題。公司市場總監此前曾對媒體表示：“公司會和這些醫生簽訂合作協議，按照每次提供的服務給予醫生一定的勞務費用。”
業內人士告訴記者：“現在的體檢機構醫生資格掛牌的比較多，真正注冊在體檢機構的不多。很多醫生在體檢機構兼職屬于違法走穴，不屬于政府鼓勵的多點執業。這是導致誤檢錯檢頻發的原因之一。”
部分體檢機構檢查過程和做出結論過于草率，也引發了很多不滿。《北京晨報》曾報道稱，一位膽囊已被切除的高女士在慈銘做完體檢后，報告上顯示“膽囊大小形狀正常”，令人哭笑不得。
檢查過程的漏洞還導致血液項目等檢查上代檢行業興盛。5月14日，記者以工作入職擔心被查出乙肝為由，咨詢一家代檢機構如何在慈銘的體檢中作弊。對方表示，只要持有體檢卡，無論單位指定的是慈銘北京14家門店中哪一家，都可以代為抽血。“把體檢的日子告訴我就行，我在其他店就可以幫你代檢。費用為1600元。”
這些亂象頻出的背后，除了體檢機構自身管控不嚴之外，消費者過于信賴體檢機構也是一大因素。經過多年媒介宣傳后，體檢被認為是一種“健康消費”，能夠“有病早知，無病防病”。
趙錫銀表示：“專業的醫療機構并不完全認同體檢機構的結論，因為體檢機構在疾病認知水平上，和正規醫院還是有差異的。醫院不可能只憑體檢結論治療，而不進行二次復核。要求體檢機構查出大病來，現在還不太現實。”
需求引導正反面
健康訴求經過引導和團體購買，變成體檢機構的收入來源，這一模式造就了慈銘、愛康國賓等機構的成功
體檢行業的興盛源于消費者對健康的渴求，專職的民營體檢機構也正迎合這種需求而產生。
很多人把中國健康體檢產業的肇始歸功于慈銘體檢CEO韓小紅，這一說法并不為過。韓小紅所作《我國健康體檢行業的現狀與發展趨勢》一文中指出，2000年，中國的健康體檢還沒有市場，僅局限于就業、求學等目的而進行的強制體檢。
“2004年，我國衛生主管部門對北京等十個地區就體檢服務現狀進行了調查。其中15個城市，1983年至1999年，共設立了15家體檢機構，多以醫院門診或療養度假分支機構形式存在，無獨立的專業體檢機構。”衛生部的數據也驗證了韓小紅的提法。
2001年畢業于德國海德堡大學的韓小紅，原為解放軍301醫院腫瘤內科醫師，在海外獲得博士學位歸國后，韓于2002年11月28日在北京成立了“慈濟健康管理中心”，正式開始健康體檢業務。
而在韓小紅之前，愛康國賓的前身上海國賓體檢中心2000年9月就已成立。國賓體檢號稱是“大陸首家專業體檢中心”，它的背景是上海市衛生局，由涉外體檢機構改組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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