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摩根大通（JP Morgan）于2014年1月13-16日在舊金山召開第32屆年度醫療保健大會（JP Morgan 32nd Annual Healthcare Conference）的那一周，世界上最大的仿制藥公司之一阿特維斯（Actavis）通過強調其新興市場策略而引起轟動，只是它并非是按照大多數投資者所預期的方式進行強調的。大多數制藥公司已經紛紛把在中國的市場機遇提升為各自營收增長和盈利能力的關鍵，而阿特維斯卻明確表示，它認為在中國面臨的各種風險遠遠超過潛在利益。在摩根大通第32屆年度醫療保健大會上備受引用的一次采訪中，阿特維斯首席執行官（CEO）保羅·比薩羅（Paul Bisaro）表示：“如果我們要分配資本的話，那么我們將把資本分配到我們可以冒最小風險獲得最大回報的地方。而中國的風險太大了。”
阿特維斯撤離的究竟是什么樣的一個市場，為什么要撤離呢？就市場規模而言，估計到2015年中國的仿制藥市場將接近820億美元。阿特維斯并不是全球仿制藥市場上的一家微不足道的參與企業，而且從表面來看應該成為能夠很好利用中國對仿制藥需求日益增加的公司之一。在影響市場的發展方面，該公司肯定不是一個被動的旁觀者。在比薩羅的領導下，阿特維斯一直推行并購交易以求整合仿制藥市場的主要參與企業之一。對于像阿特維斯這樣的一家公司公開宣布退出中國（他們在1月下旬出售旗下設在廣東佛山的子公司股份之后開始兌現這個決定），還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問題是阿特維斯的決定是否揭示了中國或全球仿制藥市場的任何現狀，以及揭示了什么現狀。區分這兩個概念至關重要。阿特維斯的決定可能最好被理解為中國總體而言對外國企業（具體而言就是對制藥公司）的熱情正在持續減少的證詞。或者，作為一家企業，在中國仿制藥市場內擁有獨特足跡的阿特維斯可能無法在盈利的情況下讓其中國市場份額實現增長。
由于去年夏季圍繞葛蘭素史克中國業務引發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對其中國銷售和臨床試驗業務部門行為不當的指控，全球各大制藥和醫療設備公司都在對中國政府的反腐敗行動保持警覺的態度，因為這些行動似乎過于重視外國公司的不當行為。正如美國醫藥新聞網FiercePharma編輯特雷西·斯塔頓（Tracy Staton）在談到去年夏季葛蘭素史克反腐敗指控時相當有說服力地表示：“雖然鏟除腐敗是聲明的意圖，但藥價是潛臺詞。這有點像是通過起訴來壓價。”
中國政府近來對中國最大的醫藥分銷商國藥集團（一家國內公司）提出了行賄起訴，業內觀察人士對此可能感到有所安撫。看到一家國內公司被卷入到中國旨在提高醫藥定價透明度的行動中（如果這實際上正是驅使中國政府采取行動的動機的話），這給那些擔憂中國政府不公平對待外國公司的人帶來了希望。
阿特維斯CEO作為該公司退出中國的理由而指出的諸多更廣泛的問題都沒有錯。在中國的多個美國和歐洲商業組織進行的諸多調查都指向各種令人擔憂的趨勢，這些趨勢表明，從根本上講，與過去幾年相比，中國正在變得對外國企業越來越不熱情友好。政府采購偏向國內企業并非中國特有的現象，除非你考慮到中國144,500家國有企業占中國工業營收總額的35％（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個百分比遠遠沒有充分表明國有企業具有的經濟影響）。除了國有企業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之外，還有中國政府作為巨額藥品和醫療器械采購方的角色，由此你可以看出，阿特維斯CEO的言論對許多人而言聽上去是真實可靠的。
此外，向中國醫療保健經濟銷售的各大企業面臨的諸多獨特壓力使得市場規模和利潤之間的交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敏感而不確定。沒有人懷疑人口結構和疾病數據表明中國對醫療保健產品與服務的需求驚人。現在存在的問題是，外國公司是否可以從中得到獲利機會。
葛蘭素史克對去年夏季行賄丑聞事件做出的第一反應之一就是大幅降價，此舉讓許多人不太疑慮該公司的犯罪行為，而更加疑慮真正促使中國當局采取相應行動的動機。諸如葛蘭素史克和阿特維斯等公司現在比十二個月前更清楚地明白，中國的醫療保健是一個日益政治化的事情，他們最大的客戶——中國政府也是造成籌資機制破裂的原因，從而使得“讓中國百姓可以獲得可負擔得起的醫療保健服務”成為中國政府應該獨自負責的最基本而且最普遍的失信之言。
這些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中國的財政部和衛生部之間以及醫院和患者之間的償付機制可以修復。政府提供的基本醫療保險相對于目前付費所獲得的保險而言可以變得更加精細。新藥物可以添加到中國的國家處方表（稱為基本藥物目錄）上。而且，正如許多海外藥品制造商所希望的那樣，中國不斷壯大的中產階層的購買力以及對品牌的依戀能夠確保，在可能的情況下消費者選擇西方國家的藥物，即使這些藥物的費用更高。這一直是中國市場存在的潛力，即使過去一年以來市場動蕩已經讓一些人對中國將發展成為一個切實可行的市場失去了信心。
如果這些積極的措施得以施行的話，那么我們是否會對阿特維斯今天的決定抱有不同的想法呢？或者，更加直接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會讓過去十二個月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掩蓋在阿特維斯具體起作用的更加基本的商業策略呢？
到阿特維斯在2014年1月中旬發布此項決定的時候，該公司在中國有大約200名員工，實現的盈利不到7美元。對于這家全球第二大仿制藥生產商而言，在正在迅速成為全球最大仿制藥市場的中國，這樣的業績是極其不起眼的。阿特維斯在全球范圍內的增長模式一直嚴重依賴于并購活動，成為整合仿制藥市場主要參與者之一。阿特維斯現在之所以退出中國，是因為該公司進入任何市場——新興市場或其他市場——的原因在中國還不是一個因素嗎？或者，更加悲觀的是，阿特維斯退出中國是否表明該公司以犧牲中國市場拓展策略的連貫性為代價，采取一種著重于并購活動的企業策略呢？要知道，市場上大多數參與者認為，未來幾十年中國將成為全球仿制藥生產商最重要的市場。
該公司被廣泛認為是收購輝瑞“價值產品業務”（這是輝瑞被視為最有價值的品牌仿制藥業務的一種委婉說法）的主要候選企業之一。有了如此進一步整合全球仿制藥市場的機會，阿特維斯是否最好還是側重于中國市場以外的機會呢？仿制藥業務在中國面臨的獨特壓力使得這個問題得到回答更顯重要。仿制藥面臨的價格壓力將會進一步加大。就其醫療保險系統而言，中國政府將維持一個不留情面而且不妥協的側重點，它認為在醫療保險系統中成本控制是最容易找到的，而仿制藥占據首位。中國政府持續不斷激勵國內生命科學產業發展的行動最初將會進一步扭曲仿制藥市場的商業機會，而未來將會扭曲受專利保護的藥物的市場商機，因為外國公司和中國國內公司之間的技術轉移預期將會加快步伐。
在中國經濟的其他部門，當企業遇到類似挫折時，CEO們會聳聳肩，大體上說：“我們真的沒有選擇——我們必須留在中國。”阿特維斯顯然不相信這一點，這要么極好證明了他們的想象力，要么就是利用該公司可以在其整體中國策略不會受到質疑時退出中國市場這個獨特時刻而做出的決定。如果中國政府成功擾亂國內和國際仿制藥市場的話，那么阿特維斯是否遲早必須面對今天導致他們退出中國的各種市場力量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阿特維斯將需要利用下一個十年來影響全球制藥知識產權標準及這個市場本身的發展，以此來阻止中國政府扭曲其國內市場和如今阿特維斯所依賴的國際市場的一系列相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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