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世界打火機行業，不能不看占據全球八成左右市場的溫州。而溫州打火機行業，少不了提到溫州煙具行業協會會長、浙江大虎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周大虎。
單從業績來講，浙江大虎打火機有限公司并不是很突出：溫州現有600～700家打火機廠，年出口5億只打火機，銷售額為30億～40億元。而周大虎的公司年產打火機約1500萬只，價值在2億元左右。所以，盡管周大虎的公司在溫州打火機廠家算是數一數二的，但并沒有鶴立雞群。
周大虎之所以會受到關注，緣由不是擁有超過3億多元的身價，而是以下兩點：一是在溫州打火機假冒偽劣產品橫行的時候，周大虎并沒有隨波逐流；二是溫州產品近些年在國際市場上飽受阻難，打火機是其中一個典型，周大虎也因此被推到前臺，成為這一產品的代言人。除此以外，周大虎能在打火機行業“打”出這片江山也是他的性格所致。
性格決定命運，好勝是他的性格寫照
說起周大虎的性格，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好勝”。有兩個細節頗能說明周大虎的個性：他好球，曾組建了溫州第一支業余足球隊，并兩次在全省比賽中奪冠。1995年7月底8月初，周大虎帶領溫州足球代表隊到寧波參加全省的聯賽。溫州之前已經有8年未參加聯賽。周大虎提出：“除守門員外，每個球員必須鏟5個球，否則開除出球隊。”同時，周大虎還招來了兩副擔架。
第二天，溫州隊平均不到兩分鐘就有一個鏟球的打法把對手給打懵了。溫州隊大勝，而球員個個血跡斑斑。半個月下來，溫州隊奪冠。在球場上，“惟一是爭，惟冠是奪”的個性用到了自己的事業上，周大虎給自己定下的目標也是“決不服輸。”
日本廣田公司原先是日本最大的打火機廠家，在被溫州同行打得喘不過氣來時，決定關閉日本的生產線，到溫州進行貼牌生產。在廣田公司尋找生產廠家過程中，周大虎是最積極的一個。
“事實上，做貼牌生產比自己生產還更麻煩。廣田公司的要求極高，如果沒有毅力和耐力，是很難堅持下來。”兩年后，周大虎終于達到了廣田公司的技術要求。
現在，日本、韓國、美國及西歐等10多個國家在溫州定牌生產打火機。而且這些國外廠商要大虎等廠作為他們100%的定牌生產廠家。但是周大虎拒絕了。他始終堅持一條，不管在怎樣的情況下，大虎廠必須保證70%的產品打自己的“虎”牌商標，即定牌與自牌的比例為3：7。“打火機市場一有風吹草動，別人想什么時候停牌就什么停牌，我們只能被別人任意宰割。前些年我國的服裝業在這方面吃了不少虧。現在，是我想什么時候停牌就什么時候停牌，這要看我怎么想。”
流浪七年，周大虎曾為生計發愁
談起自己為什么會有這么強的好勝心，周大虎覺得這些和自己“獨特”而又“艱辛”的經歷不無關系。
周大虎于1952年出生在溫州城里，父親是位“老革命”，在父親被打成右派、母親下放到鄉下郵電所之前，周大虎的童年、少年生活充滿溫馨和陽光。
家庭發生變故后，周大虎生活和就學一下子變得舉步維艱。初中畢業后，周大虎到溫州農村插隊。“鄉下的生活根本沒有辦法維持”，周大虎說。1969年，17歲的周大虎跟隨幾個溫州同鄉，開始跑到外邊去謀生。
“我最早是到了西安郊區，做鈑合金工。當時我沒有全國糧票，吃飯是一個大問題，曾吃過一個月的柿餅。沒想到的是，我們的包工隊隊長不久被抓回溫州，以黑包工頭的罪名給槍斃了，我也在西安關了一個月。”
周大虎被抓回溫州后不久，迫于生計，又開始跑到江西、安徽、湖北等地流浪。1976年，25歲的周大虎頂替母親進入溫州郵電局工作，自此結束他的流浪生活。開始了每天扛郵包的生活。“也許是因為自己以前的流浪經歷，所以我分外在意這個工作。”回憶起當時，周大虎說他給自己定下的要求就是“扛郵包，我也要扛得比別人多，比別人好。”
打火機曾讓他“死去又活來”最終經受住了市場的考驗周大虎是溫州打火機生產的后來者。早在1985年前后，溫州就已經有人在開始生產打火機。而他進入這一行也是因為迫不得已。1991年，周大虎妻子所在的溫州汽水廠破產，她領到了5000元的安置費。“我發現，做打火機比較方便。這主要是當時溫州打火機的零部件生產廠家多，我們只要投入少量資金就可以生產出打火機。”依靠這筆安置費，周大虎招了三五個工人，將自己40多平方米的家騰出一間做廠房。工作之余，周大虎替妻子跑銷售，結果發現打火機市場利潤豐厚。于是，他在一年后干脆辭職。1992年，周大虎租下了一個200多平方米的簡易廠房，招了100多個工人，自己開始正式創業。
就在他進入這個行業沒多久，溫州打火機市場進入了一個癲狂的狀態。1993年上半年，溫州從原先的100～200家打火機廠家急速發展到3000家。“溫州打火機只要10元錢，而日本、韓國這些國家生產的打火機要300元～500元。價格相差實在是太大，溫州到處是前來收購打火機的老外。說來也難以相信的是，即使你發給老外的箱子里是石頭，老外也不管就帶走。”
在市場如此火爆的情況下，周大虎卻瀕臨破產。原因在于，在市場如此癲狂下，溫州不少打火機廠家抱著“快撈”的想法，生產劣質打火機。周大虎不肯糊弄客戶，堅持產品質量，結果上游供應商拒絕給周大虎供貨，除幾個骨干外，100多個工人跑個精光。
“當時，按照我的質量標準，工人一天最多只能做150個打火機，而那些生產劣質打火機的廠家可以做到500個。工人的薪水是按件計算，所以在我那里工作，薪水少，沒有吸引力。當時做一個打火機的利潤大概有1元來錢，我即使一分錢也不賺，也開不出高工資。這種情況同樣存在于供應商方面。”
工廠陷于停產的困境，周大虎苦悶之極，在一個星期內，騎摩托車接連出了三次車禍。“我當年在郵電局開車，也沒出過什么事，接連出三次車禍，可以看出當時的壓力真的很大。”
熟練工走了，周大虎決定招聘一批新的普通工，并對他們進行培訓。“1993年上半年，我虧得很厲害，前兩年的利潤全給貼進去了。”
市場規律最終發生了作用，1993年下半年，吃夠劣質產品苦頭的外國商人開始將目光盯住周大虎。周大虎的訂單一下子多起來了，一天5000多只的生產能力能夠接到5萬～6萬只的訂單。而原先3000家打火機廠家，如同秋風掃落葉，倒閉了九成。
如今，盡管溫州的打火機在全球所向披靡，但近年來屢屢遭到阻擊，如歐盟的CR法案和反傾銷法案。“溫州的打火機競爭實在是太強，所以老是在世界上遭到別人的阻難。我們除要進行積極的應訴外，還要想辦法提高產品的質量和知名度，改變目前的不利局面。”周大虎堅信：只要自己有毅力和耐力，堅持到底就一定會取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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