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還有黃金10年。”面對裁員風波、股價急挫、訂單大幅削減、凈利潤銳減83%的危情時刻，郭臺銘如是說。
于是，作為在金融海嘯中受創最深的全球最大IT代工企業，臺灣富士康集團走上了一條看似瘋狂的復興之路：一面兩次10億美元以上的重磅投資砸向西部兩個最重要的城市——重慶和成都，建立生產研發基地；另一面，高調宣布新建萬家3C家電終端銷售店的“萬馬奔騰”計劃——富士康要與國美、蘇寧爭奪“渠道之王”。然而，這些令業內專家們大呼“看不懂”的大動作，也許都只是為了郭臺銘的終極目標——轉型地產帝國埋下伏筆。
“代工之王”的背影
金融海嘯來襲之際，正是郭臺銘代工帝國的全盛之時。在深圳郊外的幾十座廠房中，蘋果公司的iPod和iPhone、惠普公司的個人電腦、摩托羅拉的移動電話等世界頂級電子產品正被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幾乎是在世人還沒有察覺的情況下，郭臺銘就已將他的公司變成了中國最大的出口企業以及世界最大的電子產品合同生產商：富士康每年生產全球1/10的家用電腦、2/3的PC零組件，掌握著全球計算機行業的命脈，年銷售額曾多次超過4000億元，從2002年開始一直是中國大陸“出口冠軍”，而且連續6年呈現30%以上的超速成長。美國《商業周刊》更直接稱呼郭臺銘為“代工之王”，而郭臺銘自己也由于富士康的杰出表現，超越“經營之神”王永慶成為臺灣首富。
然而，金融海嘯帶來的出口訂單萎縮對產品幾乎100%外銷的富士康帝國產生了致命打擊。僅核心手機業務的上市子公司富士康國際一家，去年上半年營業額同比僅增長4.34%，利潤更是同比下降了56%；而整個富士康科技集團去年稅后凈利比前年銳減了83%——終止了郭臺銘自1974年創業以來只增長不衰退的神話。“以諾基亞為例，今年從各季度報表來看諾基亞利潤下滑超過六成，諾基亞一定會擠壓供應鏈的利潤空間，而諾基亞手機訂單占富士康國際總收入比重可能接近五成，在這種形勢下，代工模式非常被動。”一位富士康高管表示。
盡管隨著今年上半年歐美市場的轉暖，富士康集團的訂單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升，但傳統代工模式的發展前景黯淡已經是不可逆轉的事實，這一趨勢也被敏感的資本市場所捕捉：富士康的港股價格由金融海嘯前的二十五六元跌到了1元左右，而在今年藍籌股的普遍升浪中，富士康至今依然還在5元左右徘徊。“從事代工制造的富士康處于產業鏈微笑曲線的最低端，利潤率低，受到上下游研發和需求的影響波動大，而且，從國家產業政策上已經不再支持低附加值的單純代工模式。”一位業內專家指出。其實，遠在金融海嘯之前，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稅制統一、勞動合同法的出臺，一系列政策變化和人工、土地成本的快速上升已經使富士康的利潤增長勢頭受到了極大的遏制，甚至一度受到“血汗工廠”的指責。“應該說，單純代工加工制造業發展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富士康集團的轉型已經是刻不容緩。”前述專家表示。
然而，“代工之王”的轉型道路必然是艱苦和漫長的。
渠道霸主的夢想？
郭臺銘給富士康轉型之路開出的第一個藥方，是從外銷轉為重點開拓內銷市場。但問題也隨之而來，作為一家原本產品基本上100%外銷歐美市場的代工企業，從產品技術和質量上來講，富士康進入各類其代工產品的前臺品牌銷售并無障礙，而主要瓶頸在于銷售渠道問題。一位富士康公司的高管表示，有產品而無渠道銷售，是富士康面對內地市場的最大障礙。
于是，就在其他代工企業紛紛收縮度日之時，從不按常理出牌的郭臺銘選擇了瘋狂擴張，為富士康量身打造了宏偉的“萬馬奔騰”計劃：3年內，富士康一方面將依托母公司鴻海集團與歐洲最大的通路商MediaMarket(隸屬麥德龍)創立合資公司，另一方面依托子公司廣宇投資的3C渠道商“賽博數碼”，共同進行3C(即計算機、通訊和消費電子產品三類電子產品的簡稱)連鎖店擴張，總共在大陸投資百億元，打造萬家以上連鎖店。
這種擴張規模意味著，3年時間里，郭臺銘試圖一舉打倒張近東創立的蘇寧、黃光裕創立的國美等同行，而且，即便大陸所有已成規模的3C連鎖全部合并起來，也遠不是他的對手。因為，國內最大家電連鎖國美經過近20年發展和大規模并購永樂、燦坤、黑天鵝等區域連鎖，目前也才擁有1300家門店；蘇寧不到1000家；百思買自有品牌與五星加起來不足200家；宏圖三胞數量更少。如果真的實現“萬馬奔騰”，郭臺銘將成為名副其實的渠道霸主。
然而，這種近乎瘋狂的擴張計劃幾乎遭到了專家們的集體質疑。
帕勒咨詢資深董事、家電業研究專家羅清啟表示，郭臺銘的想法是有遠見的，通過建立強勢渠道一方面打開內銷市場，另一方面也能強化在代工品牌上的絕對優勢，但兩年多完成萬家門店的目標顯然有點不現實，郭臺銘的計劃更像是“一個姿態”。
中國家電網購第一門戶“世紀電器網”創始人王治全則直批郭臺銘。他表示，“萬馬奔騰”計劃“純屬紙上談兵”，不知道大陸3C及數碼市場現狀。王治全稱，即便郭臺銘將國美、蘇寧、江蘇五星全部收購，門店也不過2500多家。況且以臺灣鴻海的實力，收購上述三巨頭幾無可能。加之臺灣鴻海此前毫無3C賣場拓展經驗，即便通過大規模并購，也根本不可能在3年內將門店擴張到1萬家的規模。
富士康以往的探索也從某種意義上證明了這一點。從2001年開始，鴻海通過各種方式在內地早擁有過數碼捷豹、賽博、鴻利多三家渠道公司，除了賽博數碼還保持著40家的規模，其他或解散或被整合，與最初的目標相去甚遠。
而在王治全看來，既想做代工制造又想掌控零售渠道，放眼全球市場也沒有一家企業有成功先例。“除非，郭臺銘另有所圖。”
創業30年來，專注于代工制造的郭臺銘從未染指于房地產。然而，隨著代工業的利潤漸微，而樓市暴利日盛，急于轉型的富士康終于踏入這片未知領域。
2009年9月26日，重慶市沙坪壩西永微電園區，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與臺灣富士康董事長郭臺銘拍手歡慶奠基儀式成功舉行。當日，投資10億美元的臺灣富士康科技集團重慶產業基地正式奠基。
雙城記
成都和重慶，這兩座西部之都的候選城市，記錄了郭臺銘轉型之路的第二個坐標。
在中國內地，郭臺銘有一個特別的綽號：富士康市市長。這個稱呼來源于郭臺銘在中國內地無人可比的投資氣魄。在過去的20年間，以深圳為始，這個全球最大的代工企業在國內十多個城市進行大舉投資，投資規模超過百億美元，旗下企業的用工數量最高達70萬人。郭臺銘所到之處幾乎能夠左右一個城市的經濟體系走向。“富士康市市長”這個戲稱遂由此而生。
于是，當“富士康市市長”把目光投向西部熱土時，成都和重慶就此展開了一番招商暗戰。今年4月底，郭臺銘前后派出了兩支共50人的團隊前往重慶進行談判。“當時聽說了這個消息，還是比較緊張的。”成都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鄭莉表示。成都隨即加緊步伐，在今年6月底由成都市市委書記李春城再次率團前往臺灣，與郭臺銘簽署了投資備忘錄。
動手更快的重慶團隊在8月4日率先與富士康簽署了投資協議。富士康將2000萬臺筆記本電腦和配件生產項目放到重慶。而成都則動作更大，由四川省省長蔣巨峰親自帶領的游說隊伍前往國家發改委，為富士康爭取項目落地。經過幾番拉鋸式談判，10月26日，富士康10億美元的光電投資最終花落成都。“我們計算過，富士康和它所帶動的項目，光是直接產值就會超過1000億元。主力工廠吸納的勞動力可以達到4萬人，加上配套吸納的就業人口會達到10萬人。”顯而易見，兩座城市看中的正是富士康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帶來的龐大就業和產業拉動效應。
醉翁之意在地產
2009年10月，重慶解放碑前的最繁華地段，曾經被鵬潤地產拿下的“國泰電影院地塊”目前正閑置充當臨時露天停車場，這令前來考察的郭臺銘相當滿意，“感謝重慶市政府把黃金中的黃金地段推薦給我。”而包括國泰地塊在內，郭臺銘的重慶之行共考察了江北區觀音橋地塊和石橋鋪“設計院地塊”，當地媒體援引參與考察的富士康一位高層人士的話稱，“富士康這次在重慶看好的商業地產項目，擬投資額將達100億元。”一位陪同考察的當地政府官員則稱，富士康方面有可能同時收下這3個地塊。
“我認為地產業才是郭臺銘對重慶和成都這兩個西部熱點城市的關注點所在。”王治全表示，拿地是郭臺銘此次上演雙城記的真正目的。
創業30年來，專注于代工制造的郭臺銘從未染指于房地產。然而，隨著代工業的利潤漸微，而樓市暴利日盛，急于轉型的富士康終于踏入這片未知領域。富士康已經相繼在太原、深圳、武漢、上海等地取得多塊商住用地，計劃在太原和深圳開發商品住宅，在武漢湯遜湖畔建設別墅區，而其在上海的地塊面積也高達15萬平方米，建設計劃也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之中。“通過進行產業捆綁戰略，富士康其實根本不需要通過招投標獲取土地，而只要打出在當地投資辦廠的旗號，富士康在解決就業和產業拉動上的良好效應就會促使很多城市主動地為富士康送上大片土地，這正是富士康的獨特優勢所在。”王治全如此評價富士康在地產業的發展前景，而富士康與地方政府的良好關系也令眾多開發商望塵莫及。在此前深圳的一塊優質地塊競標中，富士康就以旗下富泰宏公司的名義，投入4.31億元巨資，壓倒萬科、招商、振業等實力派專業地產開發商，成功競得深圳寶安光明街道辦一塊67079平方米的土地。
“富士康向地產業的進軍也解釋了郭臺銘為何在建立3C零售渠道進行巨額投入，此舉也許是為了獲得更大的現金流。”中國電子商會副秘書長陸刃波解釋說，通過強勢渠道擠占大量現金流進行投資，是包括沃爾瑪、國美在內的許多企業使用過的一種“類金融”營利模式，通過零售渠道的優勢，郭臺銘可以積累更加充足的現金流，從而盤活富士康在大陸房地產、資本市場的運作。
從代工王國向地產帝國轉型，郭臺銘的10年謀略將決定富士康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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