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可依是最大的風險
葉林：高利貸現象是與資金或資本的逐利性連在一起的，也與我國口號上反對高利貸、事實上卻沒有遏制高利貸現象聯系在一起，應當從多方面著手緩和高利貸帶來的問題，尤其是從宏觀而非微觀入手加以解決，否則，即使在個案中否決了高利貸，卻無法在社會層面上減少高利貸現象。
一是提供好的投資品種，滿足資金逐利性的需求。比如香港交易所剛推出的ETF（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產品，再如上世紀90年代的含保值貼補的國債。民間資金是逐利的，民間資金規模巨大，一定要為其找到光明正大的資金出路，否則，必然會以隱形方式提供給企業。
二是多數涉足高利貸的企業都是中小型企業，這說明大型公司資金并不吃緊，中小企業才是銀根緊縮的受害者，國家應當在促進中小企業發展上下工夫，尤其是提供其融資平臺，不能只顧大企業和國有企業。最近有消息說，國家正在籌備跨部門的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機構，要充實它的職權，尤其是在資金方面予以扶植。
三是應該積極報道高利貸做法不被法院接受的典型案例，讓閑散資金的擁有者知曉高利貸的法律風險，減少公眾參與高利貸活動的概率。尤其是，以往在多種非法資金案件中，報道和宣傳的重點在于國家如何反對非法集資，卻沒有把高利貸的事情當回事，公眾并不十分清楚國家在高利貸問題上的態度，也不太注意高利貸的風險，這使得高利貸現象越來越嚴重。
徐滇慶：根本的解決方法是把地下金融拿到桌面上來，陽光化。不去引導，光想捂是捂不住的。應該給好的地下金融公司銀行牌照。銀行牌照并不是很神秘的東西，主要是要有退出機制，發現不好，立即將牌照收回。退出機制是金融改革的一個重點。而現在情況是，一旦給了一個金融牌照，似乎就萬年不變了。現在的難題是，很難判斷一個企業是不是真的要做民營銀行還是借機來圈錢。
周德文：現在的金融監管機構很尷尬，因為它無法可依，民間借貸目前還沒有立法，政府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是不對的，是不作為，明明有危險。
一出了事情，政府要追究責任了，說你是非法集資，你是高利貸，就開始打壓了，實際上就是推卸責任。這種情況不應該再延續下去，我國的民間借貸的合法化，已經喊了十年，但非常遺憾到現在路子還沒有走出來。放貸的條例、委托貸款的條例到現在還沒有出臺。
要解決這一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走民間借貸的合法化，不要去堵，要去疏。起到帶動經濟發展潤滑劑的作用。在相關法律沒有出臺的情況下，政府也應該有所作為，至少應設立一些民間借貸的檢測機構，監測點，要及時關注它的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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