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的企業
王先生是一家國際貨運代理公司負責人，在北京經營十余年。2011年年中，他從朋友處得知上海有可能試點“營改增”，于是他從10月就開始籌備將北京公司遷至上海。“不只是稅收優惠，這一政策肯定會增加上海的吸引力，這個行業就會有活力。”王先生說，現在他的公司由原來5%的營業稅調整為繳納6%的增值稅，雖然稅率增加了，但可以抵扣CYE進項增值稅了。直到去年12月初，王先生的上海公司才開始正式營業。當時，上海的稅務部門和試點涉及的企業都在忙一件事兒——為營業稅改增值稅做好準備。“從公布到實施只有一個多月，不論企業還是稅務部門，準備的時間太短了。”王先生說。
12月底的一天，王先生新成立的公司被稅務部門通知，在規定的一天內前往稅務局安裝稅控軟件。通知強調，企業必須攜帶電腦主機前往。“以前企業都是自己安裝稅控軟件，這次是稅務部門親自安裝，區別很大”。
現在企業每開出一筆發票，稅務部門第一時間就能知道，有進項發票也要通過連接電腦的掃描儀輸入系統，讓稅務部門第一時間掌握。
在王先生看來，營業稅改增值稅后稅收規范度大大提高，規避稅收的可操作空間也小了。“雖然都說營改增是一項減稅政策，但對于一些企業稅負可能會增加。”他說，自己的代理公司過去繳納5%的營業稅，現在要交6%的增值稅，雖然現在可以抵扣進項成本，但一個代理公司不用車不用設備，能有多少進項抵扣呢。
不過，可喜的是公司在上海其業務量要比北京大很多，王先生認為“營改增”使他們的企業因為能開出增值稅發票而變得更有競爭力。
事實上，企業對“營改增”表現出的關注遠超預期。普華永道于今年2月份在北京組織了一次針對客戶的講座，議題主要針對北京試點企業將如何應對“營改增”等。出乎意料，講座當天臨時加了5排椅子。據悉，企業非常踴躍地進行提問和咨詢，現場頗為熱烈。普華永道參與了增值稅改革與立法研究工作。
多位學者和研究機構表示，目前很難測算企業稅負是增是減，因無法預測企業未來會有多少抵扣，但隨著試點地區和行業的不斷擴大，抵扣鏈條越來越完整，稅負始終會降低。
胡根榮舉例，比如一家生產型企業從一家咨詢公司購買了100萬的咨詢服務，咨詢公司給其開出了已包含營業稅的發票，這家生產型企業是不能拿已經包含在服務費中的營業稅額做抵扣的。這些營業稅將作為企業成本計入該企業的產品價格中，消費者將承擔這一稅負。
但如果咨詢行業營改增試點后，比如增值稅稅率為6%，那么咨詢公司開具的106萬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生產型企業可以從其銷售產品繳納的增值稅銷項稅額中扣除進項稅，產品價格也會因成本降低而有了降價空間。
稅改頭等大事
張斌很確定，營業稅改增值稅是中國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稅制改革中的頭等大事，可以說是第一大改革。中國增值稅和營業稅相加是全國總稅收的42%，前者是中國第一大稅種，后者是地方第一大稅種。
而地方會如此積極試點，也是出乎意料的。在最早征集試點地區的時候，很多省市并不積極。一位東部省市官員對本報說，“營改增”意味著地方第一大稅種消失，被增值稅替代，而增值稅的75%歸中央，如果“營改增”，必須同時進行財政分配體制改革，對增值稅分成進行調整，即便無法同時改革，也要給地方一個說法。
正當這些地方等說法的時候，上海主動表示參與試點，損失自行承擔。
“一個稅制改革必然對應財政體制改革，尤其‘營改增’這種大的改革。”倪紅日表示，財政體制的改革預案一定要提前做出，否則迅速鋪開后，一些問題和矛盾將演變成全國性的。
現有的方案規定，原歸屬試點地區的營業稅改增值稅后，收入仍然歸試點地區，既得利益不變，但隨著范圍擴大，所涉及收入規模也大，需要把增值稅放到統一的盤子里去分配。“上海國地稅是一家，有些問題好協調，但如果北京試點，增值稅還要分出甲乙，甲部分由國稅征，營改增的乙部分由地稅征。”張斌說。
但據了解，增值稅在中央地方間分配比例的調整，目前幾乎無人提及，最終中央與地方如何協調收入的方案可能還沒有那么快出臺。
倪紅日建議，短期內將現有試點行業在全國鋪開，在已有成熟預案之前不宜擴大試點行業范圍。胡根榮表示，“增值稅全面替代營業稅條件還不夠成熟。有些行業實行起來比較難，如金融業，按簡易征收辦法改革，與現有的營業稅差別不大，但如果按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改革，其抵扣操作并不簡單”。
胡根榮還認為，政府在研究各個行業的營改增上，還要測算對終端消費者的稅負影響，全面替代并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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