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正處在一個使人絕望與寄望的冬春之交的時期，令我們想起，世界著名詩人狄更斯，對16世紀對英國產業革命描述的一首詩：
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這是一個令人絕望的冬天，
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春天。
我們面前什么也沒有，
我們面前什么都有。
我認為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對一個國家，一個產業可能產生兩種結果，一是“最壞的時代”，最典型的如冰島，一夜之間從一個世界上排名人均收入第五的富國，跌入到60年前仍將是一個捕漁為生的農業國，幾乎是一切從頭做起。國際經濟學家認為，這是國家政策決策者過于樂觀，不顧風險，鼓勵居民過渡負債消費的結果，在2006年冰島人均債務是可支配收入的213%，而英國人和美國人債務分別為可支配收入的169%和140%，冰島大大超過了號稱敢于負債消費的美國人、英國人。回顧中國汽車產業發展歷史看，我們的成績巨大，但有一個很大失誤之處就是當汽車產業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沒有下狠心抓自主創新，只顧抓產量，就是對汽車產業到底為什么要創新這個大問題沒有搞清楚，以致于這幾天在媒體上還討論綦江齒輪廠和德國的ZF公司合資是對還是不對問題，綦齒是中國汽車產業最早的一個重型齒輪廠，大約50年代就已成名，經不斷充實也算是中國稍有名氣的齒輪廠。那么在近60年之中，我們都為自己發展想了什么？到了新世紀工廠的被動情況已經十分顯現，該誰去負責幫助和糾正，我們今天不是去追查是誰的責任，因為像綦齒這樣的企業還有成千上萬。但同樣比綦齒建廠晚20多年的陜西齒輪廠，即現在的法士特，在90年代前還表現一般，而近十多年迅速發展，名聲大振，以致于有些農民買重卡指名道姓的要“法士特”的齒輪箱，但中國有多少個“法士特”呢？大約不到3%的汽車企業能像法士特那樣的去創新，去創業，而97%左右企業是動得太少了，可能是主觀的，也有客觀的，包括我國浙江這樣自發起來的民營零部件大軍，也只有5%左右能像“法士特”那樣的企業，這種普遍性沒有創新能力的企業比重之大，說明是一種社會機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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