縮影
如果抱怨有效，今年以來中資公司的抱怨可以填滿《華盛頓郵報》所有版面，然而它們都明白，抱怨是比憤怒更無效的情緒。
“華為應該更加透明化，更好地做‘世界公民’，照顧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執教于美國堪薩斯城密蘇里大學管理學院創新與創業管理系的孫黎博士認為，華為還需要更好地學習和運用美國游戲規則。他建議，華為可以考慮給自己的盟友與學習榜樣IBM一定的折扣入股，引進國際化的股東，同時邀請一些國際人士（不僅僅是商業人士，更要包括前政界人士）進入公司董事會，從而建立起更多的信任。“如果華為公司整體目前還做不到，可以先從華為美國分公司開始。”
實際上，華為已在一些西方國家嘗試類似路徑。2011年，它在澳大利亞成立了海外首個董事會，并聘請三位前澳大利亞高官擔任華為澳大利亞公司的獨立董事，包括澳大利亞前外交部長Alexander Downer、維多利亞州前州長John Brumby和澳大利亞退役海軍少將John Lord。今年9月，任正非還面見了英國首相卡梅倫并宣布在英國新增13億英鎊的投資計劃，這個計劃預計將給當地帶來700個新就業機會。
遺憾的是現實語境下，孫黎的建議在美國可能并無實效，華為和中興無論怎么做都是錯的，競爭上升到國家與國家之間、產業與產業之間時，單靠企業的力量微不足道。
越來越多的碰撞勢不可免，在充分競爭領域，中國公司擊敗了全球競爭對手，聯想集團即將坐上全球PC銷量第一的寶座，華為也超越愛立信成為全球最大電信設備商，過去美國尚能固守全球產業鏈高端，而如今來自中國的商人已不僅僅販賣皮鞋和襯衫，它們正挑戰美國支柱產業。
美國一直非常在意保持在信息產業上的領先優勢，并且將這種優勢與金融、制造、軍事等牢牢結合在一起；而電信設備行業則是信息產業的基礎，一向都是其下大力氣扶持的產業。如今在這個產業中，華為和中興已在全球前五大廠商中占據了兩個席位。與此相對應的則是美國電信設備商集體沒落，摩托羅拉、朗訊、北電（加拿大公司）等公司要么破產，要么與歐洲同行合并。
正是由于通信設備行業如此重要，才讓美國政界痛下殺手，阻撓華為、中興的發展。當其它國家的企業對其支柱產業產生沖擊時，美國往往會一劍封喉，例如它一直對日本汽車產業的崛起耿耿于懷，奧巴馬政府不惜耗費高達848億美元的重金拯救已陷入困境的兩大汽車巨頭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當2010年豐田汽車出現質量問題的時候，它就立即集中火力對豐田進行口誅筆伐，美國國會還為此專門召開聽證會并傳喚豐田汽車總裁豐田章男，議員們的猛烈抨擊讓豐田章男幾度落淚。
如果企業已用盡全力，國家何為？哈佛商學院著名教授邁克爾·波特提出過國家競爭優勢的“鉆石理論”，他指出為提高國際競爭力，政府需要扮演四大角色：首先，應該改善產業所需要的一般資源狀況，如人力資源、基礎設施、充足的資本等；其次，政府應制定能夠貫徹的法定政策，以創造產業發展的環境為目標，除了管制不合理競爭，更應鼓勵創新和改進；第三，政府應協助產業在某個地區發展“集群”，并刺激集群升級；第四，政府應成為本國企業和人民培養更強大競爭力的推動者和挑戰者，并最終成為信息提供者。
顯然，華為、中興、三一、萬向們面臨一個悖論：它們背后沒有一個國家的影子，內心中又清楚在中美經濟博弈大舞臺上，除了自己在臺上唱好戲外，也離不開國家實力的支撐。
兩年前，本刊記者曾拜訪Facebook總部。當時它還位于離斯坦福大學不遠的加利福尼亞大道（California Avenue）一幢樸實無華的建筑里。
在巨大而擁擠的一體式辦公空間里，筆者注意到員工頭頂上飄揚的五顏六色的國旗。每一面旗幟都代表著一名員工來自的國家；在旁邊的咖啡廳里，人們操著口音龐雜的英語交談著；而在整個硅谷，每天都有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創業者在簡陋公寓甚至地下室內辛勤工作。
即將離開Facebook總部時，遍布涂鴉的墻壁上有一幅手繪世界地圖格外醒目，下面寫著一行小字：
“We Are the World.”
年輕人或許覺得硅谷屬于全世界，他們不知道鄰居華為正面對的障礙，當然，也忽略了Facebook還不能進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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