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犇解釋，社會保險是權利和義務相結合的，這部分人參加了城鎮社會保險，解決戶口后，老了才能更好地在上海享受社保帶來的福利。“更何況戶籍新政每年也只能解決上萬人，而目前上海養老保險的缺口上百億，只能主要通過財政轉移支付解決。”王大犇說。
上海2002年有關居住證制度的文件承諾，持有居住證到一定時間、符合條件的可以轉本市戶籍。到2008年，第一批辦理居住證的已有6年，積累的期望開始轉化為各種壓力。比如，不少上海企業因不能解決進滬指標，影響了人才引進。王大犇說，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08年上海市著手研究居住證轉戶籍的政策。實際上，有關部門曾多次進行類似調研。
根據上海市人才居住證辦理的情況，2002年辦理居住證的確實不多，所以今年能夠符合“累計7年”條件的人也不多，但以后會逐年增加。文件試行3年，未來戶籍制度只能越來越松。
新政只能“小步走”
建議逐步建立戶籍轉換相應的評估體系
“改革的逐步推進有利于社會穩定。”王大犇說，我國有些地方的戶籍制度改革步子較大，后來由于大量農村人口的進入，公共設施和公共財政難以承受，又重新設置門檻。政策多變，給社會管理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希望入滬的人很多，除了在上海就業和創業的這部分人，還有為數不少的外來媳婦、歷史上響應政府號召支內支邊人員及他們的子女。如果戶籍完全放開，上海需要解決低保、醫保和經濟適用房、廉租屋等相關問題，政府不得不考慮地方財政的承受能力。
“這次只是在戶籍制度改革方面開了一個小口，而不是戶籍制度改革的全部。”王大犇說，居住證轉戶籍的標準還是比較嚴，未來標準可以適當降低，“畢竟上海戶籍人口已經進入到一個負增長的階段，適當放寬，不會對上海人口總量帶來巨大的壓力。”
對通過戶籍新政“引才”的期望，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院長梁鴻認為，這也許只是政府“一廂情愿”，因為政策一旦公開，想成為上海人的群體并不是由政府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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