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分開”最近又成為熱詞。在今年3月份國資委召開了央企開展管理提升活動視頻會議，117家央企領導悉數全來，國資委主任王勇對央企的嚴峻經營形勢憂心忡忡。因為第一季度，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同比出現大幅度下降，過去強勁的盈利能力似乎進入一個“拐點”，國企的競爭力問題再度進入人們視野。
美國經濟的持續低迷，歐元區的持續危機，促使人們重新審視企業競爭力與國家競爭力的問題，以及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年初《經濟學人》對國家資本主義的專題報道，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從1980年代英國的私有化浪潮到90年代中國的國企改革到近幾年歐美國家對大企業大金融機構的注資救市，政府到底能夠做什么？政府應該做什么？原先似乎清晰的概念重新被質疑。
政企真能分得開嗎？
產權明晰、政企分開是20年前中學課本上的 東西，記得還有一個相關的說法是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又做球員，聽上去非常有道理。如果政企不分，企業有政府做靠山就不會努力提高效率，政府也會因在企業中的利益而有失公平，影響監管力度。
但產權明晰了，真的就能做到政企分開嗎？首先，政府的作用跟比賽場上的裁判不同。比賽的規則是事先制定好的，是眾所皆知的，是十幾年不變的。換句話說，一個好的裁判就是要公正客觀，按規則辦事（否則觀眾會鬧，因為觀眾也知道規則）。但經濟的發展是在變化中的，由此“政企”中的那個“政”也必須因勢利導隨時調整，包括修改產業政策、勞工政策、反壟斷法，如此等等。而規則一旦有變化的余地，企業就會參與進來，以各種方式影響規則的制定，無論政企是否在所有權上有關聯。與此相關的概念是產業政策和國家資本主義，即在國家支持和積極干預下的市場經濟。如果有產業政策，那么自會有企業通過各種手段來成為政策的“寵兒”，沒有國企，也會有其他企業爭坐“體制內”的位置。所以一旦政府進入球場，無論是做球員還是做裁判，就會有利益傾斜和資源分配的問題。
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在任何一個沒有政府做球員的行業里，制度綁架或監管綁架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國的糖業進口配額和轉基因食品的審批就是兩個很好的例子。為了維護少數大農場主的利益——最具代表性的是北方農業州的American Crystal Sugar 和南方的The Fanjul Brothers——美國長期對糖實行嚴格的進口配額限制。其結果就是高昂的糖價把下游的食品制造業趕到了加拿大，墨西哥等周邊國家，給相關行業造成的就業損失遠遠大于拯救的那幾個蔗農的工作機會。（況且大多數在美國工作的蔗農都是來自中美洲的季節工。）高昂的糖價還促使食品制造商用濃縮玉米糖漿代替蔗糖，有人把這稱為消費者健康的定時炸彈。American Crystal Sugar和Fanjul Brothers都不是國企，但是他們利用規則制定過程中的利益交換，為自己在國會爭得了長期穩定的利益。
除了游說和競選資助，企業還會通過第三方來影響政府的監管力度。最近的一篇哈佛商學院的論文（by Shon R.Hiatt and Sangchan Park）指出，美國農業部對轉基因種子的審批往往受到第三方利益集團的影響。Monsanto等種子公司可以通過聯絡各種農業協會來給農業部施加壓力，從而加快審批程序，增加審批通過的幾率。
所以，只要政企的利益是相關的，政企就不會完全分開。而因為所有制而帶來的預算軟約束，too big to fail等問題，都是政企分開無法解決的。不相信的只需看看過去幾年世界各國對銀行的注資以及對石油行業的補助。在某種程度上，政企在所有權上的關聯反而是在明里的東西，更容易被監督。回到裁判和球員這個比方，裁判和球員是不是親戚不是本質問題，不是親戚的也很快會因利益而達成默契。我們所能做的只是讓規則的制定更加透明，讓所有觀眾都有目共睹，減少錢權交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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