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當今世界上的貿易大國，今年以來中國外貿的日子不太好過。據海關統計，2013年上半年我國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8.6%。表面上看，上半年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增長幅度超過GDP的增長，似乎日子過得馬馬虎虎。不過，從趨勢上來看，則失速明顯。雖然前4個月的進出口數據還算好看，但從5月份開始，隨著國家出手打擊“香港一日游”現象，進出口貿易的統計數據在很大程度上被“提純”，特別是6月份我國進出口額出現17個月以來首次雙雙負增長，其中出口增速下降3.1%，進口增速下降0.7%。如果將前4個月的水分剔除，上半年我國對外貿易的業績恐怕會更難看。
針對外貿遇到的困難，有些人認為當前中國的比較優勢已經被消耗殆盡。且不說這種觀點是否符合實際，至少說明一部分人對比較優勢的理解未必經得起推敲。事實上，廣義上的比較利益理論主要包括大衛·李嘉圖的比較成本說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為尤其是對于李嘉圖提出的比較優勢理論，盡管表述各有不同，但說白了就是兩利取其重，兩害取其輕。從這個意義上講，每一個國家在國際分工中都會在比較優勢與比較劣勢之間進行利益權衡。
從動態來看，近些年來中國的比較優勢也并非一成不變的，像勞動力資源的充裕程度已經比不上前些年。比較優勢的位置變化也影響到我國的對外貿易結構。伴隨著對外貿易的轉型升級，一些原有的優勢產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正在遇到越南、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強有力挑戰，而原來某些在國際分工中優勢不明顯的CYE產業競爭力卻得到加強，如家用電器、通信設備等領域。現在看來，造成外貿低迷的原因有很多，并不是僅靠比較利益理論就能夠完全加以概括的。除比較優勢外，像歐債危機、人民幣升值、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際政局變化等因素對我國外貿來說都是阻礙。從這個意義上講，將當前外貿困境完全歸咎于比較優勢喪失也有失公道。
應當看到，在國際分工中揚長避短只不過是比較利益理論的體現之一，在很多情況下兩者并不是總是涇渭分明。總的來看，盡管比較優勢并不是發達國家的專利，但大多數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更多是在做“兩害取其輕”的事情，如參與國際分工很容易陷入貧困化增長的境地，在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同時，生態環境也受到相應損害，而不參與國際分工則又難以擺脫沉重的就壓壓力。于是乎，干脆來一個“兩害取其輕”，先吃飽飯再說吧。相比之下，在當代國際分工中，發達國家則更多是在做“兩利取其重”的事情，特別是美國通過利用美元的國際金融主導貨幣地位，時而強調通過強勢美元政策，抑制進口成本，吸引國際資本流入，時而又放任美元貶值，以此強化美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由此，不難理解為什么我國的對外貿易必須要進一步轉型升級，徹底轉變粗放的增長方式，強化質量意識和品牌意識，著力增加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與附加值。唯有如此，中國在未來國際分工的格局中才能夠擺脫逐步“兩害取其輕”的尷尬境地，即使有所取舍，也會更多體現出揚長避短，或者說“兩利取其重”，最終占據國際分工中的更加有利位置。如果我國的對外貿易真能夠做到這個份兒上，未來即使“痛”也終究會與“快樂著”相伴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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