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上海的一位網友給高明勇留言:“2008年辦理準生證,分別到兩人戶口所在地的居委會、檔案管理部門、街道先后蓋了六個章,在區衛生服務中心蓋第七個章才總算辦了下來,期間遭遇刁難不斷,一度急出鼻血,當時妻子已懷孕兩個多月。”
“我不是想當什么超生游擊隊,我只是想合 法 地生下第一胎,但是我從來沒想到過生孩子的手續竟是這么繁瑣。我和老公去年結婚,當時就知道生孩子要辦準生證,就開始著手準備,我是內蒙古人,老公是江西人,都在深圳工作,都是大齡青年晚婚又晚育的。”一位在深圳工作的女性在電話里告訴記者,“今年我懷孕了,三個月時要到醫院產科建檔,我買了社保,本指望能報銷費用,醫院卻說必須有所居住社區開具的計生證明,于是又跑計生辦,又說必須先有準生證,又打老家計生辦的電話,說必須備齊戶口、身份證、相片、單位證明和男方老家開的未生育證明醫院檢查結果等,并且本人要親自過來,我說我大著肚子回家不方便請親戚代辦,好說歹說得到同意,我就把這些都寄回內蒙的一個親戚那里,請他幫忙跑一下。親戚跑一趟的結果是計生辦又有很多理由拒絕辦,一是男方的證明已經到期——我老公的證明是去年辦的,去年沒辦成所以今年還得重開；二是我的戶口去年在一個城市,因為那里沒有什么親戚,辦事不方便,又遷到了另一個城市,所以不辦的理由是我的戶口搬到這個城市才一年,不能掌握我的情況,所以要辦還得回原籍辦。前一個問題還好辦,老公是江西離得近,幾天就可以往返一趟,便把證明又開了一遍。但后一個問題我不知會不會被深究,目前仍在等待結果,我都不好意思多催親戚,只能干等。”
隨著高明勇所發的微博傳播得越來越廣,事情終于有了轉機:有個朋友看了高明勇的微博之后,幫他聯系了當地政府,最終政府出面協調把這個問題給解決了。在得到了可以辦理的肯定答復后,高明勇帶著近七個月身孕的妻子回河南辦下了準生證。
高明勇在微博上“曬”出了這張來之不易的準生證后,沒想到,國家計生委的工作人員竟然給他打了個電話。
“他們向我道歉和感謝。道歉是針對我辦證過程中面臨的種種不便,感謝則是因為我在表達辦證難的問題時一直都很克制和理性,而且他們說我的遭遇對計生委的工作也有幫助。”高明勇說,“通過和國家計生委的工作人員接觸,我發現,其實國家計生委早就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他們對于這方面的情況也掌握得非常透徹,各種各樣的情況都很了解。他們也一直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還需要更合適的機會。”
破解“辦證難”需突破多重阻力
準生證由來已久,要從根本上解決其“難辦”的現狀,還面臨諸多阻力。
就在國家計生委關于簡化辦理準生證的通知下發不久,一家知名媒體在走訪某地辦事處詢問“通知”的有關事宜時,竟然得到了這樣的回答,“你是看新聞看到的,那是新聞,要到我們這兒,那就得等”。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宏山向記者分析,我國社會流動性在日益加大,這就使得人們的戶籍所在地和居住地分離現象比較普遍。生孩子本身是夫婦雙方的事情,而在準生證辦理過程當中,現在很多地方都要求基層的兩級到三級組織,分別蓋章,包括居委會,包括街道辦事處,在農村也是從村委會再到鄉政府,這樣若干個層級,涉及到男女雙方居住地和戶口所在地,這就導致無數個鏈條無數個節點,幾十個節點就有幾十個公章,使得夫婦雙方為了辦理準生證弄得精疲力盡。另一方面,這個過程實際上也是一種權力尋租現象。在計劃生育服務證管理相關規定中,要求按照不同的人群,分別設定不同的管理,比如辦理的時間節點,規定在孩子沒有出生之前辦準生證,沒有在這個時間點辦理就要罰款,這種罰款的存在,某種意義上也為一些基層單位嚴格按照相關的管理規定進行審批提供了可能性,如果說加強監管,那么相應的罰款也就會增加。
高明勇在他長達數月辦理準生證的過程中也注意到了這樣一種現象,那就是本來作為一種公共服務的準生證,異化成了權力尋租的工具。
“有的地方就是這樣的,比如規定,辦理準生證推遲一個月罰300元,你過期不去辦也沒人提醒你,如果到生之前才辦下來,可能要罰3000元。還有的地方,如果孩子出生之前沒有辦準生證,等孩子生下來上戶口需要補辦的時候,一次性罰個上萬元。”高明勇說。
江蘇省豐縣人民檢察院的辦案檢察官告訴記者,該院在查獲了一批基層計生干部濫用職權的案件之后發現,農村的基層計生干部自身素質不高,法律意識淡薄。基層計劃生育工作人員普遍文化層次較低,缺乏最起碼的法制觀念,受文化教育程度的局限,他們中的許多人根本不知道濫用職權是犯罪,在他們看來不過是多生幾個孩子的事情。甚至認為“我為你辦事,你交點錢,只要沒有裝自己腰包,有什么不可”,于是不明不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高明勇認為,目前辦證難主要源于各地規定不統一,銜接困難,“生育服務證”被異化成了“生育許可證”,隱約出現將“計生”作為“生意”的苗頭,一些小概率事件缺乏救濟渠道,目前在制度層面還很難破除。
“國家計生委緊急下發的通知,某種意義上反映了我們在計劃生育服務中理念的一種轉變,從過去的嚴格的管制轉變到一種服務,尤其是強調承諾。但另一方面,通知的實際效果怎么樣,確實有待觀察,因為通知中提出來要以居住地為主,要求戶籍所在地配合,而現行情況就在于居住地和戶籍所在地兩者之間信息流通的渠道還沒有充分的建立起來,很多地方新興的信息共享機制還沒有充分建立起來,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把責任完全交由居住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所在地為了減輕自身在這個過程中承擔行政責任的考慮,有可能還會繼續要求戶籍所在地配合。”楊宏山說,“我想關于在人口生育這個問題上,應該恢復到準生證本身的初衷,也就是說是一個基本的服務,對于所有的育齡婦女來講,生育本身沒有過錯,對所有生育的對象應該建立一種統一的管理和服務的機制。至于計劃外生育,應該通過戶籍等其他的一些途徑作為配套的管理,而不應該在生育這個環節過多的設置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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