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鳴和顧雛軍也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前者考上中國石油大學，第一節課教授就告訴他：世界石油只夠用50年，中國的時間更短。以后這位“中國太陽能產業教父”選擇了新能源領域創業；18歲的顧雛軍則考入江蘇工學院動力工程系，老師對他的評價是：聰明好學，踏實上進。但20多年后他卻以商業詐騙罪鋃鐺入獄。
一些沒有機會和能力改變命運的青年則有些被動而憤懣地選擇創業。因為父親被打成右派且進了監獄，李如成和精神崩潰的母親以及四個兄妹根本無法返回上海。他用返城補助款，開了一家鄉鎮企業：青春服裝廠；1978年9月，為了推銷低壓電器，胡成中在長沙郊區85個村子的抽水站間連續跑了十幾天。當時他還不到20歲，身份是農民。
官方助推力
復蘇的萌動風起云涌，被壓抑的創富愿望在政策的指引和誘導下，開始延伸向各個角落。
1979年4月，在廣州，一個名叫容志仁的人領取了個體營業執照，他以100元本錢開飲食店做學生餐，如今早已為人們淡忘的容志仁確是當年的街邊“創業第一人”；這年國慶節時，在順德容桂鎮，街道辦副主任出身的梁慶德創辦的“桂洲羽葵工藝廠”掛牌投產，產品是雞毛撣子、羽毛扇、皮革制品。而后十數年后，完成了原始積累的梁慶德華麗轉身，創辦了格蘭仕集團。
一些聰明的早起者都意識到，這個國家開始對他們敞開創富的大門。1979年初，周正毅拿出所有積蓄在楊浦區開了一家餛飩店。在混沌多于秩序的年代，精明的周正毅不甘偏于餛飩店這“錢途”黯淡的一隅。他渾水摸魚，踏上了去往日本的飛機，美其名曰“留學”，實則暗渡陳倉，走私商品去日本銷售，“帶的貨物很多，記不清楚，好像是101生發水”；這年，許榮茂來到香港。無錢無背景，他什么行業都做，只要不違法的錢就賺。
這一年的秋天，張果喜第二次來到上海。他舍不得住旅館，蜷縮在上海第一百貨公司的屋檐下過了一夜。第二天，他找到上海工藝品進出口公司，軟磨硬泡簽下了20套雕花樟木箱的出口合同。
國家落實政策，對貴州的羅忠福無疑也是個天大的喜訊。他父輩、祖父輩遺留的幾十萬元財產連同羅家的“天府別墅”被一起歸還，他回城后準備結婚。苦于在遵義買不到養眼的沙發，于是他參考國外電影上的沙發式樣，開始試做。沒想到一炮走紅，訂貨者蜂擁而至，名聲傳遍川黔。之后，有想法的他在遵義搞了一個家具展銷會，又出人意料地跑到電視臺花錢打了一個廣告，廣告片中的模特兒由他妻子客串。一經播出，家具展銷會獲得巨大成功，他的第一個十萬元就這樣信手拈來。
在官方，中國的決策者們也嘗試著在南方設立一個有別于過去任何經濟形態的“經濟特區”。首吃螃蟹的執行者，則是官拜司局級的干部、軍人出身的袁庚。
袁庚的所有籌碼只有三個，一個允許特區內華僑、港澳商人、某些外國廠商直接投資辦廠的政策、國家拿出的3000萬元貸款以及一大片雜草叢生、連條像樣的路都沒有的土地。
區區3000萬元的貸款——這點錢幾乎還不夠搞2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無奈之下，開發者們唯有一計可施，那就是出租土地，用地金來換現金。這個在當時可謂“大逆不道”的想法得到了強烈的反對。頂著壓力的蛇口開發區官員們不得不翻遍馬列原著找根據，而后他們終于在厚厚的《列寧全集》中查出列寧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話來：“……住宅、工廠等等，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交給個人或協作社使用。同樣，消滅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滅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雖然是用改變過的形式——轉交給社會。”而后這段話深圳干部人人會背，有考察和質問者遠道前來，他們就將之作為“尚方寶劍”。
通過出租土地收租的方式，深圳用收進的數億元錢削掉土丘、填平溝壑，開通公路，通電、通水、通郵政。從1980年至1985年的五年里，深圳累計完成基建投資76.3億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工程，初步形成了9個工業區，香港和國外商人紛紛涌進特區辦廠、開公司。特區之風自此一路北上，開放之勢再不可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