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風起兮
1980年，仿佛一夜之間，中國從事個體經濟的人數突然猛增到86萬人，比1979年翻了一倍多。
1981年，年廣九決定雇傭幾個人開始炒瓜子。
年廣久是個文盲，7歲開始在街巷撿煙頭掙錢，9歲做學徒經商，1963年他因“投機倒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出獄后為了維持生活，他不知從哪里偷學了一門炒瓜子的手藝，他自小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個“傻子瓜子”。
1981年，只會寫5個字的年廣久在澡堂里泡澡時，聽到一群人唧唧喳喳的議論后，他敏感地覺得，黨中央是要鼓勵私營個體經濟的發展了。這年7月，他在蕪湖的十九道門擺起了一個賣瓜子的固定攤位。此前，瓜子一直是國家供銷社統購統銷的二類商品，他擺了一段時間，居然無人過問。
在經營中，這個渾身透著狡黠的商販很是懂得迎合緊缺年代人們的消費心理，“別人買一斤瓜子，我還要抓一把送給他�！彼�生意越來越興旺，一天的瓜子可以賣出兩三千斤，買瓜子的隊伍最長的時候排過100米。
年廣久開始被作為個私經濟的典型人物被各大報紙爭相報道。生意太好，年廣久不得不請來一些無業青年當幫手。人一個個多起來，到秋天，一統計，傻子瓜子已經有了12個雇員。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雖然對個體經濟的政策有了一定的松動，但在政治意識領域，長期習慣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高層決策者們對個體經濟依舊保持著觀望的警惕。年廣久的雇工居然有了12個，有人馬上聯想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做出過的那個著名論斷，“雇工到了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于是，“年廣久是不是資本家？”、“年廣久是不是剝削分子”的流言開始流轉全國各地，爭論、辯護、討伐，一場帶有濃烈意識形態特征的大辯論開始了。
這場大辯論一直持續到1982年，以至于鄧小平不得不出來講話了。他建議對私營企業采取“看一看”的方針，“一動就人心不安，群眾就會說政策變了”，爭論最終塵埃落定。
在民間，這場爭議并未引起太大的注意。1980年，鄭秀康終于向單位正式提出了辭職，創辦紅象皮鞋作坊�！拔覜Q定做消費品，要么做沙發要么制鞋，最終選擇制鞋，是因為家里的住房太小，連個沙發都放不下。”如今，他的康奈集團已成為中國的“鞋王”之一。
這年，成績出眾的蔣錫培高考意外名落孫山。他跑去太湖邊坐了一夜，而后決定跟隨二哥去杭州學修鐘表，他的目標是一輩子賺夠5萬元，“回家造兩間房子，剩余的放在銀行里面存定期”。
整肅與暗生
年廣久因為鄧公的“特殊眷顧”而幸運地“躲過一劫”。但1982年后，因為個體經濟發展過于迅猛，主政者也開始對這個有些狂放的群體進行調整和治理。
因為個體從業者不按章法的出牌沖擊了國有企業的利益，搶占著基礎并不堅實的國企資源，一些挖人、挖技術等手段對國企構成了直接威脅，這在當時被認為是“犯了眾怒”。1982年，國務院兩次下發嚴厲文件，對那些嚴重破壞經濟的行為，進行嚴厲的整肅和清理。
在溫州，柳市鎮的8個工商戶隨后得到了判刑、拘禁等嚴重處理，并通告全國，轟動一時，史稱溫州“八大王事件”。到這一年底，全國立案各種經濟犯罪16.4萬件，結案8.6萬件，判刑3萬人，追繳款項3.2億元，個體經濟遭受重創。已經出獄三年多的牟其中又被抓進了監獄，這次他犯的罪是“投機倒把罪”。因為他發現一種由上海工廠生產的“555”牌座鐘在市場上很好銷，他找到重慶一家半停產的軍工企業，請他們以每個25元仿制1萬個，然后他再以32元的價格賣給上海的一家貿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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