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各國消費者在商場購物時都會發現，眾多種類的商品，無論是低價的羊毛衫和短襪，還是高價的電器產品，大多是由中國制造的。
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價格低廉且技能熟練的工人，造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但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外商直接投資大量進入中國，中國本土的民營企業卻沒有憑借本土市場的巨大潛力而取得高速發展。很多銷往世界各地的商品都是在中國制造的，但很少是由中國本土企業生產的。
為什么“中國制造”并非中國企業制造？
規模是衡量企業成長潛力的重要指標之一。通過對比發現，盡管印度的經濟總量不到中國的1/2，并且增長率較低，但印度目前已擁有許多在全球范圍內具有競爭力的大企業。
韓國與印度情況相似。韓國的經濟起飛于上世紀60~80年代。在這一時期，形成了很多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比如現代汽車和三星電子。
中國創造了從1978年至今30多年的“經濟奇跡”，卻幾乎未能產生具有類似國際競爭力的本土企業集團。幾乎所有中國大型企業都是國企，它們之所以能成為大企業，主要原因在于被賦予了壟斷地位。簡言之，中國經濟已經起飛，但中國的企業卻沒有起飛。
盡管政府的目標不是也不應該是企業規模，無論經濟增長是由眾多中小企業推動，還是由少數的大企業獨木擎天，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經濟本身在增長。但是，在中國，為什么在如此有利的條件下，卻無法產生出有競爭力的企業？問題出在中國經濟體系的低效上。
首先，中國的商品和資本市場都很不完善，而且在30多年的改革之后日益零散。一個戲劇性的例子是，在政府對高速公路、機場貨運設施和鐵路進行大量投資的同時，同期貨物運輸的平均距離卻縮短了。零散的市場使得中國企業難以擴展到本地之外，更難以成長為有規模的企業。
其次，中國的金融體系在分配巨大的儲蓄資產方面異常低效。金融體系將自己的信貸資產和投資分配到低效領域——國有企業，并且拒絕了民營企業的信貸需求，其結果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沒有形成競爭力。
這又將我們帶回到本文最開始的觀點，即為什么中國的商品充斥于世界各地的市場，但這些商品卻并不是由中國的本土企業制造的？因為一方面中國的本土企業沒有競爭力，另一方面外國企業發現，在中國投資和生產是非常有利可圖的，它們對資本和勞動力的利用更加有效，而且對市場機會的反應速度也更快。
中國企業的情況卻是：國有企業并不擔心自己的效率，而且缺乏市場意識；民營企業雖然具有較好的“軟件”，卻往往受制于無法獲得足夠的資源而難以擴大投資。
中國為什么沒有大型民企？
毫無疑問，中國民營企業進入市場的速度是驚人的。
20世紀80年代，集體企業，特別是鄉鎮企業的成長非常迅速。在《中國的奇跡》一書中，經濟學家林毅夫、蔡和李周肯定了中國非國有部門的增長業績。數字表明，在1978~1992年，中國的非國有部門在工業總產值方面所占的比重從22.4%上升為51.7%。
然而，如果我們再從微觀層次上去觀察，就會看到不同的情形：民營企業比重的迅速上升，主要是由于新興民營企業的增加，而不是現有民營企業的成長。數量增加和發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正如一個孩子的降臨并不意味著他就一定能夠健康成長一樣，民營企業的快速增加也并不意味著有競爭力的企業必然會出現。要想培育出有競爭力的企業，就必須具有高效的金融體系、明晰的產權結構和保護民營企業的制度環境。
在中國所有的企業中，民營企業最有機會成為有競爭力的企業。但事實是，中國經濟已經經歷了30多年的持續快速增長，而且在某些行業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生產者，卻沒有產生幾個真正由中國人自己掌控的世界級民營企業。單個民營企業的規模之所以都不大，很有可能是因為中國的經濟體系對這些民營企業的成長存在實質性的限制。
中國大多數民營企業的規模都只有幾百萬元，相當于北京或者上海市區一套普通住宅的市值。民營企業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個體經濟，這些個體經濟主要由業主自行經營，并不大規模雇用員工。從整體上看，大多數民營企業都在從事小規模的第三產業，比如餐飲和小型零售業。從數量上看，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這些小型的從事服務業的民營企業占到民營企業總數的56%。雖然經歷了這么多年的改革，民營企業在資本密集型的行業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極小。
除了企業規模外，其他指標也披露了同一事實。國際金融公司(IFC)對中國民營經濟部門所作的研究表明，中國民營企業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不規范性。它們基本上都是由家庭所有和經營，并故意把自己搞得不透明，經常有三套會計資料：一套給政府看，一套給銀行看，一套給自己看。這些民營企業的真實地位往往與法律地位不一致，并經常轉移自己的業務重心。與其他國家的民營企業相比，中國民營企業過分依賴內部融資，很少能夠活過企業生命周期的初創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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