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非常有意思的一個事情是，眾多媒體都在比較某些國際品牌在中國和其他市場的價格差異，產品涉及從飲料到汽車、從房產到速遞、從汽油到奶粉、從奢侈品到日用品……林林總總，不一而足。遺憾的是，我們似乎關注錯了方向，不是關注為什么會造成這樣的價格差異，以此反思我們的相關政策和市場環境、消費文化，反而好像要借此證明國際品牌確實在歧視我們！搞成了對外國品牌的控訴和討伐大會。若我們的怨懟只是停留在這個層次上，而這些品牌在中國市場依然大賣，我們豈不是在抬舉國外品牌？
疑問之三：耐克違的到底是什么法？本來是很清楚、簡單的事情，反而讓執法者的信息公布給搞糊涂了：是因為耐克“搞雙重標準、區別對待中國和國外消費者”而處罰它？可如前述分析，耐克的質量不同、價格不同并不違法！所以耐克的違法，在于“使用了錯誤材料”，誤導消費者。《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十九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第三十九條規定：“消費者因經營者利用虛假廣告提供商品或者服務，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可以向經營者要求賠償。廣告的經營者發布虛假廣告的，消費者可以請求行政主管部門予以懲處”。國家工商總局制訂的 《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理辦法》中，也把“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準、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行為列為消費欺詐行為之一。北京市工商局應是依據這些法律、法規處罰的耐克。但為何在信息發布時卻說是雙重標準和消費歧視呢？這或許迎合了民眾和媒體的心理，卻涉嫌犯了適用法律錯誤。執法部門的執法行為如此粗糙、隨意，不是在弘揚法治，反可能消解法制。
北京市工商局的罰款金額也值得商榷。對于一款球鞋來說，487萬元的處罰力度不可謂不大。真是為了“懲大惡”嗎？少一個氣墊固然損害了消費者權益，但并沒有給消費者生命健康安全造成損害，也不影響穿用，其“惡”應該遠遠比不上往奶里摻三聚氰胺、地溝油當制藥原料、明知汽車設計缺陷而不召回……但那些對消費者生命健康安全造成重大損害的違法行為，我們做到“懲大惡”了嗎？難道法律的彈性在于內外有別？
當然，即使大惡漏網了很多，小惡也得懲戒，但耐克的處罰金額還是難以找到確鑿的法律支撐。《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條規定，對于“對商品或者服務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的”行為，“可以根據情節單處或者并處警告、沒收違法所得、處以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北京工商局的處罰金額應是據此確定的吧？否則，《產品質量法》和《價格法》都靠不上，何況定價違法應由價格主管部門而不是工商部門處罰，《產品質量法》則規定“不符合以產品說明、實物樣品等方式表明的質量狀況的”，“銷售者應當負責修理、更換、退貨；給購買產品的消費者造成損失的，銷售者應當賠償損失”，并沒有規定行政部門如何處罰；《廣告法》中倒是有“利用廣告對商品或者服務作虛假宣傳的”，“處廣告費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 ，但此案中耐克廣告費明顯低于銷售額，所以應不會是以此標準處罰的。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費用的一倍”——以此案情節，如此處罰是否已可修正耐克的錯誤，并警戒其他企業？是否有必要給予最高限的處罰？罪、罰相適，這是法律的基本立意，也是執法的根本要求。否則，選擇性執法，彈性執法，就某一個具體案件來說或許沒錯，但從全局來說，最終的結果卻是惡化了總體的法制環境。
所以，當商業邏輯遭遇中國式執法，就陷入了這樣尷尬的困境。
想認識全國各地的創業者、創業專家，快來加入“中國創業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