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初，他的個人資產就已達到3000萬美元，成了新中國的第一個億萬富翁。如今，與他同代的富豪要么早已出事退出歷史舞臺，要么風光不再已經淡出公眾的視線——而他依然還是江西首富，還是那么火，那么紅，關于他和他的企業質疑的聲音卻不曾有過。
當不少明星民企淪為流星的這30多年，他所一手打造的企業依然立在時代的潮頭，他讓他的企業和他一樣，成了謎一樣的壽星。
他就是張果喜！
記者來到了因毛澤東詩作《送瘟神》而聞名的江西余江，走進了果喜集團。
張果喜憑什么歷經風雨始終穩步不倒？
張果喜還能紅多久？
我們的探尋在張果喜的“稻田上的帝國”有了答案。
一招鮮
在解讀張果喜的財富路徑時，他被學界歸為“無心插柳”型。而在余江，記者聽到的“說法”是，是“佛”在保佑他，因為他在人生最窮困的時候賣掉自己的房子為“釋迦牟尼”造屋——生產“佛龕”，后來他辦企業一路順風，越做越大，這都是“佛”給他的回報。
“佛佑”的解釋有迷信的嫌疑，記者不以為然。接待記者來訪的是果喜集團的黨委副書記湯冬蓮，依據她的介紹，不難還原張果喜發達的真相。
20世紀70年代，15歲的張果喜，初中還沒讀完，就輟學進了余江縣鄧家埠農具修造社木工車間當學徒，每天做的活就是鋸木材。雖然鋸木材不需要多深的技術，但要把一堆一堆的木材變成木鍬、犁把、獨輪木車等，卻要消耗很大體力。那時鋸木材不是用機器，而是用手拉鋸，上進心極強的張果喜沒日沒夜地拉，結果把腎給累壞了，拉尿帶血，幾乎是每星期一次。5年的“血尿”，給張果喜換來了一個“好木工”的稱號和“車間主任”的職務。可是，車間主任沒當幾天，農具市場就飽和了。
1972年，張果喜的木工車間因無活可干被廠里割離出來，單獨成為木器廠，張果喜被任命為廠長。名為廠長，卻一無廠房，二無資金，只有從農具社得到的3平板車木頭、幾間破工棚和21名職工及家屬近百口要飯吃的人，另外還有“分”到他們頭上的2.4萬元的債務！第一次發工資的日子到了，廠里卻連一分錢也沒有！張果喜不得不說通父親賣掉了土地改革時分給他們家的房子，得到1400元錢，一部分作為職工的工資，一部分作為廠里創業的本錢。
張果喜知道，單靠賣自己家房子的這點錢，是發不了幾回工資的，木器廠要生存必須找到能掙錢的活干。然而，在附近農村即使找到了一點活干，又能賺多少錢呢？張果喜大聲向廠里的職工宣布：“要吃飯的跟我走！”于是，有21位兄弟積極響應，跟上了他。可是，飯在哪里？
張果喜想到了上海，他想到上海是因為在鄧家埠他經常與“上海知青”聊天，知道上海是一個大世界，在那里或許能找到活做！張果喜帶了200元錢和三位伙伴闖進了大上海。第一次遠離家門，200元錢放在一個人身上怕扒手偷，于是，張果喜和伙伴躲進廁所，將200元錢一人分50，藏在貼身口袋里。
晚上舍不得住旅館，就蜷縮在上海第一百貨公司的屋檐下。第二天，他們很早就來到上海手工業管理局門口。局里的工作人員上班時見到他們后，便問“有什么事？”張果喜先作簡單的自我介紹，然后說出想在上海找活的心事。工作人員聽說他們是來自毛主席表揚過的地方，便熱情地把他們介紹到上海雕刻藝術廠去參觀學習。這個廠在四川北路，它的前身叫上海藝術雕刻品一廠。
到廠以后，他們在陳列樣品室里，看到了一種樟木雕花套箱，由兩個或三個大小不一的箱子組合而成，每個箱子都是單獨的工藝品，套在一起又天衣無縫；箱子的四沿堆花疊朵，外壁層層相映著龍鳳梅竹，十分精美。張果喜問管理員，這套箱價格是多少？回答是200元。張果喜以為自己聽錯了，便又問了一遍，回答仍然是200元。此時的張果喜又驚又喜，200元啊，他們4個人千里迢迢來上海，全部盤纏也不過200元呀！于是，張果喜決定要把這個手藝帶回余江。他們4人分工，一人拜一個師傅，一人學幾道工序，就是死記硬背也要把這個產品的工藝流程和制作技巧牢牢地記在腦子里，就這樣苦學了7天。
臨走時，張果喜還從上海藝術雕刻廠的廢紙堆里，揀回了幾張雕花圖樣，又順手牽羊地帶走了一只報廢的“老虎腳”。回到余江的當天夜里，他就召開全廠職工大會，決定做雕花套箱。第二天，他把全廠的零木碎料全部清理出來，分成三十幾堆，全廠職工每人一堆，讓大家照著他從上海帶回來的樣品花鳥去練雕刻。
然后，他又把工人帶到有“木雕之鄉”美稱的浙江省東陽縣學習，還將個別老師傅請到余江來傳授絕活。套箱需要上等的樟木，余江縣城連樟樹都很難找到，他又帶領職工到遠離縣城的山區去采購。有次遇到大雨，運送樟木的拖拉機陷入泥塘，他和職工冒雨干了一天一夜，硬是靠手推肩扛，將兩噸多重的樟木弄上了拖拉機，餓了就吃一個5分錢的發餅，渴了就喝幾口山溝里的水……就這樣，張果喜經過半年多的時間，生產了第一只樟木箱。
那時候，江西沒有外貿，出口產品都要通過上海進出口公司，所以他們把制作的第一只樟木箱送到上海工藝品進出口公司，由上海工藝品進出口公司送給廣交會。結果第一次交易會上就訂了20套樟木箱。這20套樟木箱讓他們賺了一萬多塊錢，同時還使他們了解到了客戶對他們產品的要求。根據客戶需求生產雕木箱，一下子產品的銷路就打開了。
1979年秋天，張果喜又到上海。如果說張果喜第一次闖上海是為了找碗飯吃，那么第二次闖上海就是他走向中國富豪邁出的第一步。在上海工藝品進出口公司的樣品陳列廳里，一尊尊出口日本的雕花佛龕，久久地吸引著張果喜的眼球，再一打聽，一個佛龕有70%利潤，而他生產的雕花套箱一個只有25%的利潤。
工作人員告訴他，佛龕是日本的高檔工藝品，也是日本家庭必備的“三大件”( 轎車、別墅、佛龕)之一。佛龕是用來供奉釋迦牟尼的木雕宮殿，大小只有幾尺見方，結構卻非常復雜，成百上千造型各異的部件，只要有一塊不合規格或稍有變形，到最后就組裝不起來。因為工藝要求太高，許多廠家都不敢問津。
面對佛龕，張果喜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頭——用料不多而價格昂貴，這是把木頭變成黃金的生意啊！
“這個活，我們能做！”張果喜毫不猶豫地與上海工藝品進出口公司簽了合同。他帶著樣品回到廠里，一連20天泡在車間，和工人們一起揣摩、仿制，終于把“佛龕”做出來了。
第二年，果喜木雕廠創外匯100萬日元，其中65萬日元就是佛龕收入；第三年，果喜木雕廠創外匯156萬日元，佛龕收入超過100萬日元！
或許是緣于他只有初中肆業的文化、土木匠、草民這樣草根出身的考慮，他的第一桶金，乍一看像是“無心插柳柳成陰”，但注意到他推進的每一個關健點不難看出，他實際上是“有心裁花花亦發”。他的崛起應該歸于“一招鮮”——生產佛龕的技術門檻讓后者一時難以跟進；他對傳統雕刻工藝工序的改造使產品便于大規模生產；他對質量的精益求精阻擊了韓國、港臺的對手，幾乎壟斷了日本整個佛龕市場。由此，夯實了果喜大業的地基。
不折騰
與同時代的富豪一個明顯的區別是，作為新中國第一個億萬富豪的張果喜不怎么折騰。記者在采訪、調查中發現，30多年，張果喜在以下幾個方面始終保持不變——
角色不變。隨著張果喜和果喜集團的崛起與社會知名度、影響力的形成，社會應酬與社會活動也免不了多起來。但張果喜堅守一個企業家的本分，專注于將自己的果喜集團做強、做大。
1985年，當人們對萬元戶都感到很神秘的時候，張果喜已經成為億萬富翁。組織上要他去當鷹潭市副市長，他卻沒有去，理由是：“每個人的愛好不一樣，追求也不一樣，我能把一個企業搞好，不等于說我能把一個鷹潭市搞好，因為我原來所從事的，所了解的，所學的都是搞企業管理。從企業來講，我剛剛描繪一個藍圖，只有一個輪廓，顏色正在一筆一筆地上，企業不能離開我；從我個人來講，我愛我這個企業，所以我堅定不移地毅然留在企業。”如果當初張果喜當了市長，也許結局是：市長沒有當好，自己的果喜集團也丟了。
主業不變。這么多年，生產佛龕一直作為果喜集團的支柱不動搖，張果喜和他的果喜集團在專業化這條企業發展之路上堅持了幾十年。近幾年適度多元化，也是在突出主業、做好主業的前提下漸進式實施的，這種謹慎決策與那些一旦做大就盲目多元化的民企是不可相提并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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