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變革的領導人需要信念、勇氣和好運。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不乏這三樣東西。等到1990年她被自己的政黨掃地出門時，11年的首相生涯已經改變了“鐵娘子”的頭腦。正如她手下的一位內閣大臣當時對我所說的，她已經變得有點瘋了。她肯定改變了局面。
人們常說，撒切爾夫人(后被封為撒切爾女男爵，但這一稱號一直與她不相稱)執政期間改變了英國人看待自身的方式，也改變了世界看待英國的方式。與此同時，她推動實現了“國退民進”。這樣說基本上是對的。許多人仍然欽佩她的勇氣和剛毅，當今這一代政界人士似乎已經喪失了這些品質;許多人，尤其是英格蘭北部和蘇格蘭傳統工業腹地的人們，則痛罵她將他們的社區摧毀殆盡。
撒切爾夫人不是20世紀最成功的保守黨首相，原因很簡單：這位店主的女兒并非名副其實的保守黨成員。她其實更像個激進份子，甚至是毛主義者。保守黨在傳統上鄙視意識形態，這一度使該黨被貼上“愚蠢的政黨”的標簽。撒切爾則抱有堅定的意識形態。盡管她懷念昔日英國的偉大，但她不把傳統或既有體制放在眼里。與她一樣，撒切爾時代之后的許多保守派議員也對該黨的社群主義傳統表現出厭煩與不屑。現任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的“大社會”(Big Society)努力已經失敗，而事實可能證明，摧毀伯克派(Burkean)保守主義是撒切爾的政治遺產之一。
逆轉戰后英國的“大政府”趨勢，重挫過于強大的工會運動，用自由市場取代政府指導——若是訃告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寫成，她的功績本將看起來偉大得多。在她上任之初，英國在經歷數十年的相對衰落之后，正陷入絕對意義上的下滑，情況危急，正需要撒切爾革命那樣的改革。
然而，金融危機前英國經濟很多癥結的根源，正是上世紀80年代給資本主義“松綁”的政策。達爾文主義經濟學有其自身的風險。在英國金融業縮水之際，其他行業不足以填補生產力缺口。一些人現在懊悔地問道，北海的石油收入哪去了?
英國有一項傳統：出產在國外比在國內更受尊敬的領導人。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二戰結束后是政壇巨人之一，英國選民的反應卻是把他趕下臺。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在國際舞臺上呼風喚雨，但在國內，這位除撒切爾之外唯一連贏三屆大選的20世紀領導人，卻被不少選民視作一條哈巴狗，帶領英國加入美國草率發動的伊拉克戰爭。鐵娘子亦是如此。與英國國內的許多城市相比，她在華盛頓——很可能還有北京——享受更高的聲望。
撒切爾曾與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翩翩起舞，曾教訓過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和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她贏得了兩次戰爭：一次是與阿根廷的福克蘭群島(Falkland Islands，阿根廷稱為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另一次是在國內與工會運動的“主力部隊”——全國礦工工會(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的斗爭。
然而，全球現實已經卷土重來。在國際舞臺上，英國不再像是一個復興大國。撒切爾與歐盟(EU)不斷斗爭的后果之一是，如今的保守黨急切希望英國脫離自己所在的歐洲。至于英國戰后外交政策的另一基石——英美特殊關系，雙方的親密和融洽已經消失;這一關系的意義也已下降。
撒切爾對冷戰和共產主義的看法是正確的，但當她卸任時，正是冷戰終結之際。當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放眼全球時，太平洋把他的視線從大西洋吸引過來。
撒切爾的主政生涯提醒我們，性格和領導力仍能左右事件格局。如今，被24小時滾動新聞狂轟濫炸的領導人往往將避免風險視為第一要務，在這樣的世界中，上述道理尤其適用。
在她執政期間——她似乎不僅僅是一位首相——英國一度似乎不受地緣政治重力的影響。但私下里，她比公開場合的堅定表態更加務實。國有產業的私有化沒有波及皇家郵政(Royal Mail);與歐盟的對抗也沒有阻止她簽署《單一歐洲法》(Single European Act)。但她的決心是切實存在的。
從英國當前的經濟和政治困境看，說撒切爾扭轉歷史潮流是夸大其辭的。但她的確中斷了歷史潮流。在當今的政界人士中，敢這樣說的并不多。(譯者/徐天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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