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企業家的社會態度與聯合自救的表達，成為被廣泛關注的焦點。而這一切的源頭，很大程度來自于正和島島民、企業家王瑛因反對“柳傳志的在商言商”而公開發表的“退島聲明”。近年來，重慶“黑打”中企業家的遭遇，吳英案、曾成杰案等，給企業家界帶來了強烈的震動，引發了兩極反應，一種是企圖遠離政治的“在商言商”，一種則認為避無可避，只能直面。近日，王瑛就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中國市場經濟現狀等話題，接受了南都評論記者的專訪。
企業要非常徹底地和權力切割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你之前的“退島聲明”以及隨后在媒體上的多次發言，與王石最近的“不能為避免引火燒身而選擇沉默”的講話，除了獲得了公眾的支持外，商業界認同你二位觀點的占比多少？
王瑛：看上去獲得的支持相當普遍，輿論幾乎是“一邊倒”，但這和企業家們的實際選擇不是一回事。我認為，讓CYE企業家自己去思考和參與企業家社會責任和公民意識的討論，對于他們自身的成長是有裨益的。但這里涉及到一個“說是說做是做”的問題。回到現實中，絕大多數企業家在行動上仍然“為避引火燒身而選擇沉默”。畢竟，要顧忌多方關系和利益。
南都：從經營企業的角度來說，“在商言商”算是比較務實的態度，在你的“退島事件”中可以發現，還是被很多企業家接受的。但這在社會層面，被看作是一種犬儒主義。你在內心理解這種態度嗎？
王瑛：企業家的一舉一動都要盡量規避風險，不單為自身考慮，還要為與其利益攸關的群體著想，這是情理之中的。企業家有著自己的難處和無奈，說犬儒主義有些冤枉。企業家階層總體傾向保守，我們不能把挺身發言、登高一呼作為對他們的要求和期待，這是不現實的。但他們也應認清和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即起碼保持沉默，不參與制造恐懼，守住不傳播和擴散恐懼這一“底線”。中國經歷過把私有制連根拔掉、傳統社會結構被徹底粉碎、文化傳承以及中西方交融戛然而止、全面封閉的社會形態。其極致形態的“文化大革命”，雖然過去了30多年，但遺留下來的種種心理慣性早成為國人的集體無意識，一旦被刺激，仍有蔓延成一種公共危機的潛在趨勢和雄厚基礎。迅速傳播和蔓延的集體恐懼是大規模倒退回“文革”類社會形態的序幕，一切將從制造集體恐懼開始，從制造對恐懼的恐懼開始，對此，我們決不能掉以輕心，更不能再為制造恐懼的人和勢力幫腔，推波助瀾。
曾成杰的案子也給這個話題做了一個注腳：其一，表明無論是“在商言商”，還是一味地妥協躲避都保護不了自己；其二，說明企業家應調整自己的行為方式，把捍衛自身的合法利益，包括維護私有產權、保衛市場經濟、建設法治國家，作為自己的責任。我相信，當企業家合理恰當的政治表達與企業生存發展之間的良性互動形成，并擁有一定的伸展空間，他們在推動社會進步上一定會有作為的。
南都：“在商言商”，顯然是一種務實的退縮策略。但越退縮，干預觸手只會伸得越長。但若企業家真的直面，又面臨著很大的風險。這好像就陷入了一種困境之中，你覺得該如何破解？
王瑛：中國這30多年來的變化，互聯網的發展包括移動互聯網的興起，使得中國企業在某些層面、某些領域里，自由度很大。由于各地政府都會有人非常希望在自己的轄區和任內，可以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好企業，他們對企業的支持力度很大，服務意識也很強。也就是說，我們在每一個地方都能看到不同的中國。我特別希望中國的企業家，在這點上有非常清醒的認識。希望越來越多的企業能到有陽光的地方去，在充分市場化的、相對完整和健康的發展空間里去尋求發展。換句話說，要開始非常徹底地和權力切割。這既是對社會進步的推動，也是對自己最大限度的保護。
對于如何破解困境，我覺得還有兩點很重要。企業家除了要做好自己的企業，還要積極參與到中國社會的重建中去，并注重在參與社會建設和公益慈善活動的過程當中，改變自己。這些活動，能夠給我們一種內心的力量、現代社會知識的給養和CYE公共生活的訓練，讓我們更好地按照現代社會、現代企業的要求和互聯網對組織形態變革提出的要求、界定的方向，經營好企業，學做好公民。企業家在這方面的積極參與，也是對中國公益事業更有效發展的支持。
企業家們要開始考量，是不是即使從自身利益出發，也不能僅僅站在“不說話”的底線上，而是選擇積極的表達和行動。這既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社會負責，既是對時代負責，也是對歷史負責。
中國現今的資源配置未和權力分開
南都：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曾說，在中國制度下，中國商人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更不能形成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因為“中國的傳統不是制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你認為，這種現象的根源何在？
王瑛：因為當下中國社會的資源配置從未與權力分家。依照現代社會發展模式，資源配置和權力之間是有界限的，應該以界限的劃分為前提，規范和約束公權力的職權范圍、行權方式。把資源配置交給市場，是現代社會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原則。而中國還未到這一步，公權力始終是資源配置的主導。
南都：那你覺得中國商人有無可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形成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
王瑛：隨著中國的開放、改革，以及現代市場經濟、產權制度、企業制度的逐步發展，企業成為了市場運作的主體。企業家界主要由兩部分人構成：一是企業主，一是職業經理人，當然，是做到一定層面的職業經理人。這兩撥人，在這30年來已經擁有了財產和企業平臺，成為一個不斷壯大的社會群體，形成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
這個隊伍要成為中國社會重構的力量，一要與權力徹底切割，二要積極地向現代企業的組織形態靠攏。第一點前面談過了，第二點要求我們摒除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擁舉老大”的模式，擺脫要么追求做“老大”的舒適，要么沒有“老大”就沒有安全感的心理。企業想有“獨立”于權力的品質和能力，還應該自覺擺脫對組織化模式的崇尚和依賴，學會嚴格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和發育企業組織。這關系到企業家為自己、為團隊、為員工建立一個怎樣的日 常 化 、持續性的“訓練場”，關系到我們在整體上是向著什么方向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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