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等東北省份受此次事件影響最大，與此次研討會組織者余鵬清相熟的好幾家東北企業(yè)老總在與他溝通時叫苦不迭，“至少有三家規(guī)模比較大的企業(yè)因此倒閉，小企業(yè)、小中介倒閉的就更多了。”
余鵬清自己的公司也同樣受其影響。今年１月，隨著韓國研修生制度的廢除，他不得不停止所有赴韓業(yè)務，但此時他手頭上還有一批已交過錢尚沒來得及派出去的老“研修生”，“有好多已經(jīng)培訓過，一直在家等著出國”，余鵬清愁得不行，“天天往省商務廳跑著打聽消息”。
事實上，赴韓“寒流”之下，受影響的并不只是中國企業(yè)和想去韓國掙錢的務工人員。缺失了中國這個最大的研修生來源國，韓國也在近來遭遇到了多年未遇的“缺工荒”。
“中國去的打工者越來越少”
目前回國短暫休假的南陽籍赴韓務工人員薛建朝告訴記者，最近韓國大街上到處張貼著“招工廣告”，工資待遇也較以前有較大提高，“有多少人都不夠用，特別是建筑、漁業(yè)、養(yǎng)殖等產(chǎn)業(yè)”。
薛建朝是２００６年最后一批赴韓研修生，初中文化程度的他家住西峽縣太平鎮(zhèn)太平村，前年結婚后欠了一屁股債，為盡快還清債務，也為了出國打工多長見識，薛建朝從信用社貸款６萬元，經(jīng)過報名和培訓，終于在去年１１月２３日一路輾轉到了韓國，開始了他夢寐以求的“研修生”生涯。
薛建朝的雇主擁有一艘小型捕魚船，雇主的妻子是名中國人。因為是近海捕撈，薛建朝與他的韓國老板兩個人基本上都是每天早上出海下網(wǎng)，下午返回，隔一天再出海去收網(wǎng)，活兒也不是太累。很快便掌握了下網(wǎng)、收網(wǎng)技巧的薛建朝，沒過多長時間便成了船上的頂梁柱。“老板歲數(shù)大了，還好喝點酒，再加上他只雇了我一個人，所以船上大小事兒都由我說了算。”薛建朝說。每年的１１月份到來年的２月份，以及夏季的５月至７月，是一年中難得的兩個捕魚旺季：“雖然這期間累些，但老板也高興，往往會額外給些小費及多買些電話卡或衣服之類的東西。”薛建朝說。
剛去的時候，薛建朝還不斷發(fā)現(xiàn)有與他一樣身份的中國人到韓國打工：“一般都是在捕魚船上、建筑隊和一些造船廠等地方干活，工資也都差不多，每個月都是按協(xié)議上簽的發(fā)，７５萬韓幣，合人民幣６０００多元。”
但漸漸地，薛建朝發(fā)現(xiàn)從中國去的打工者越來越少了，有不少與他老板相熟的韓國人還多次找薛建朝，問他能不能幫助聯(lián)系中國人去他們船上干活。“他們雇一個韓國人每月最少得發(fā)２００萬（合人民幣１．６萬元）韓幣的工資，干活還沒有中國人干得好，所以韓國人都愿意雇中國人幫他們干活，街上到處都是招工廣告。”老板娘私下里也告訴薛建朝，韓國的勞動力缺口大得很。老板娘還多次明確地把老板的意思轉達給薛建朝，想給他續(xù)簽合同，等三年期滿了，再續(xù)簽兩年。“他們怕我走了，再不好找人了，這次帶薪休假，也是老板額外獎勵的。”薛建朝滿意地說。
薛建朝通過電話與派他出去的中國勞務公司聯(lián)系，把他在韓國發(fā)現(xiàn)的“勞動力缺口”反饋回去。也正是因為有了薛建朝在韓國的親身經(jīng)歷，再加上搜集的有關韓國務工的綜合信息，才使得余鵬清等人“下大力氣要做韓國的外派業(yè)務”。“但商機大，難度也太大，操作起來很麻煩，主要是上邊沒理順。”余鵬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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