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際上出現了大量關于中國經濟硬著陸的聲音，甚至出現做空人民幣的呼聲和資金。其背后的主要邏輯主要有四個：
一是對地方融資平臺風險的擔憂。他們用各種方法估算地方融資平臺的規模和可能的壞賬，擔心在貨幣緊縮的情況下產生超過地方政府承受能力的巨額政府債務，并擔心由此引發銀行危機。這類人更多地是從銀行股未來的投資潛力考慮。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演進，客觀上加劇了國際社會對我國地方融資平臺債務的關注和擔心；二是房地產市場風險。或者與迪拜相比較，擔心房價大幅下跌帶來銀行壞賬，或者擔心房地產市場下跌引起的宏觀經濟波動；三是擔心中國這幾年的高投資引發未來的產能過剩，進而引起經濟硬著陸；四是在外匯領域，我國的銀行和企業基本上都是美元的空方，一旦市場有所波動，這些空方很容易轉化為多方，進一步引起人民幣的貶值。
這些言論迎合了美國等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擔心、戒備和抵制情緒，在西方媒體得到了廣泛的宣傳。但這種看法，更多地來自一些投資中國或中國概念股票資產金額較小的投資者，而一些學者或對中國或中國概念資產投資金額較大的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硬著陸的看法，相對客觀。目前，國際投資界更多的是唱空中國，但不做空中國。畢竟當前除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外，可供投資的資產有限。
實際上，西方社會一直充斥著各種矛盾的觀點，如一方面看空中國，不斷地提出中國崩潰論、危機論等，但另一方面又強烈壓迫中國人民幣升值；一方面支持人民幣的國際化，推動中國的資本賬戶開放和金融市場開放，另一方面又擔心中國資金對世界資源和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在指責中國人民幣升值幅度不夠的同時，又在批評中國輸出通脹。
因此，對于目前市場上流行的各種關于中國經濟硬著陸的觀點，需要辯證看待。既不能簡單地認為他們不了解中國情況，要重視那些善意的風險提示，對那些隔岸觀火式的嘲諷，也要保持謙虛的態度，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在制度改進和政策設計方面要充分重視這些領域的風險。當然，也不能受這些言論的過度影響，采取一些過激的做法。我們要從本國經濟長期發展需要出發，而不是國際投資者的需要出發，制定制度和政策。具體來說，有如下幾點：
一是包含地方融資平臺在內的地方債務、房地產調控以及美元周期引起的世界資金跨境流動等領域，確實存在風險隱患，政策處理不當有可能產生經濟和社會的較大波動，需要我們密切關注，不但在調控上要協調好政策，而且也需要預備一定的風險預案。
二是我們也要看到，我國正處于從中等收入國家向較高收入國家轉變的戰略機遇期，這個過程不得不面對經濟增長速度的適度減緩，不得不進行經濟和社會結構轉型以及面對由此產生的矛盾沖突，包括不得不應對因此而產生的物價壓力。而所有這一切都會影響到社會穩定。但這又是我國向高收入國家過渡過程中，不得不進行的“臨淵一跳”，不得不忍受一些長期調整的短期陣痛。也就是說，只要不危及社會穩定，我國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需要進行必要的經濟調整。
三是這些領域的調整，經濟風險是有條件控制的。首先，我國仍存在經濟穩定增長的空間。雖然全世界都沒有找到清晰的新經濟增長點，缺乏技術突破，但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產業升級、中西部等地區差距以及制度不完善等，仍能提供經濟增長的動力。其次，我國有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達到21.5%世界上最高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及4萬多億的央票，還有大量的國有資產，所有這些都為應對意料外的經濟波動，提供了足夠的緩沖。再次，我國是主動采取宏觀調控來減少需求，相對于資產過度膨脹后崩潰引發的經濟波動，風險較小，可控性更高些。當然，經濟增長速度的適度下降，承受一定程度的通脹是必要的。只要不會引起金融體系的不穩定，引起社會的不穩定，就不應該因過度擔心硬著陸的問題而貽誤改革和經濟必要調整。雖然我國的改革和政策面臨巨大的困難，但西方社會面臨的困難更大，更難解決。很多西方決策者是羨慕我國的政策空間的。
四是關鍵推進必要的改革，以培育未來的經濟增長動力，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可持續增長。宏觀調控很熱鬧，也是國際投資者關注的焦點。但對發展中的轉軌大國而言，制度和體制仍需要不斷完善，因而不能僅僅停留在現有制度基礎上以平抑短期波動為重點的宏觀調控。世界和中國現都處于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這個階段，誰的結構調整完成得徹底、進行得及時，誰就能贏得主動。宏觀調控特別是寬松的貨幣政策，只是減少痛苦，為改革創造必要環境的手段而已。我們不能被西方媒體和投資者所引導，將決策資源過度向短期宏觀調控傾斜。
五是這些言論背后透露出來的西方社會對中國的疑慮、戒備和抗拒心理，是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西方既在觀察中國是否會成為第二個日本，也在擔憂中國成為第二個德國。中國已成為世界舉足輕重的大國，學會如何在國際舞臺上取得大家的信任，并在戰略互信中取得共贏，成為中國當前和未來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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