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下，人力也是一種資本。金融危機導致資本重新定價，大學生作為勞動者的確也需要接受自己的價值一定程度上被重估。這樣的觀念轉變在市場的主導作用下恐怕不難實現，而政府面對大學生就業難同樣要“有所為，有所不為”。經濟下滑凸顯大學生就業問題，政府要維持短期穩定，更應利用整個社會反思教育的氛圍，引導教育資源更加合理的配置，推進教育體制改革，使危機在教育領域同樣成為長期結構調整的契機。
大學生能否找的到工作，源頭上取決于選拔什么樣的人上大學。讀大學在中國仍然是只有少數人可以享受的待遇。高考恢復三十余年來，雖然其程序的公平已被中國人普遍認可，但隨著改革中社會結構的調整，問題也逐漸暴露。中山大學校長黃達人呼吁，教育公平要從基礎教育開始，當前高校中來自農村的大學生比例下降，因為農村娃輸在了起跑線上。“兩會”上熱議取消高考戶籍限制，許多專家以擔心落后地區在全國統一標準下會更不利為由反對。
天津市長黃興國8日表示，在天津市購買了商品房的外省市人員和持天津市農村戶口人員，可以登記辦理天津市藍印戶口，取得藍印戶口的外地學生只要在天津市普通高中有正式的學籍，并在天津高中從一年級開始讀到三年級，學滿三年，獲得本市普通高中畢業證書的，都可以在天津市參加普通高考。
可見解決問題的政策出臺并不難，關鍵在于執行、推廣的決心有多大。發達地區學生綜合素質較高是實情，高校自然愿意對這些學生提供優惠，但對于欠發達地區，這只能造成教育更加應試的惡性循環。打破地區和行業之間的利益壁壘，才是政府應有所作為之處。
而上海市對外服務有限公司發布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報告顯示，高職生就業率超過本科生。盲目在高等教育上求“大”求“強”，忽視職業教育，已是中國教育資源配置的一大弊病。引導觀念轉變宜提前，鼓勵大學生畢業后去養豬，不如鼓勵孩子直接去職業學校學養豬。
大學生能否找到工作，更取決于大學怎么上。擴招之后，眾多高校無論硬件、軟件均欠賬嚴重。大學里眾多老師忙于“出書”、“走穴”，對學生缺乏關心，呼吁已久的職業教育仍然十分不足。高考的應試暫時難以改變，大學就更需要幫助學生實現從書本到社會的轉變。大學生真正需要的職業教育，是引導他們成熟、理性地思考自身定位和發展方向，當貫穿大學生涯始終，而不僅僅是像現在的許多高校，只在臨近畢業時催促學生簽約以保就業率，就業指導老師甚至比學生還要盲目，短視，甚至對就業數據進行各種“加工”。如此“就業”，即使實現，恐怕只能貽誤學生發展，積累社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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