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永遠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本報記者：插過隊，留過學、創過業，在這些經歷中對你人生影響最大的是什么？
王維嘉：我覺得還是高考，考上中國科大，應該是我人生一個最大的轉折點。如果我出國沒有去斯坦福，也會去馬里蘭等其他大學，即使我 上別的學校，最后還會出來創業。但如果那年考不上大學，第二年我還會再考，如果第二年考不上，就可能再也沒有考上的機會了。因為當年我們考的時候，是從1965年到1977年13年的學生一起考。當時在校生沒復習，我們也沒復習。到了1978年，像我們這樣已經畢業多年的人就很難考上了。在校生在學校復習半年，有老師教，和自己在家看書完全不一樣。到1979年，像我們這些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就根本無法和在校生競爭了，幾乎就考不上了。我記得我們高考那年的錄取率是4%。
本報記者：今年是文革后恢復高考30周年，你作為77屆高考的親歷者，能談談當時的情形嗎？
王維嘉：我下鄉的時候，已經是插隊的尾聲了，不像老三屆那么辛苦。但是和今天的孩子比起來還是很苦的。最近出了黑磚窯事件，我當時插隊就在磚廠當廠長。燒磚這活兒非常非常累，特別是將燒得半紅的磚從磚窯往外起的時候，你得抱著十幾塊滾燙的磚往外走，非常危險。
我們當時聽說恢復高考的消息，就想回城復習。但是大隊書記不讓我們走，他說要大干100天。我們又跑到公社，公社說你們得聽大隊書記的。最后還剩40天，再不復習就沒時間了，于是我們就自己回西安了。我住的地方，就在西安交大邊上，那時各個大學都開補習班，全是免費的。文化大革命十幾年都不讓高考，所以恢復高考，老師們的熱情特別高，他們拼命地教，還一分錢都不收。
因為我們的戶口在農村，考試還得在農村考。因為私自回城復習，得罪了村支書，我們知道回去以后就會斷糧沒飯吃，所以每個人回農村的時候都帶滿滿一書包的饅頭。饅頭吃四天就沒了，然后我們就去農民家蹭飯。蹭了幾頓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最后我們就把當地剩的摻雜著鳥屎的陳年苞米茬子拿來吃，那東西四五個鐘頭都煮不爛。到高考前的最后一天就完全斷糧了。我們餓了一天肚子，第二天早上6點就起來，走路去公社參加考試。那時候理化是合起來考的，考了仨鐘頭。考完一出來，就覺得天地都在轉，因為我們已經餓了一天。考完以后，我就特后悔，覺得應該報中專，報個大學肯定考不上。那時候誰也沒有底，考的好壞都不知道。我只覺得我的作文寫得特別好，因為作文題目叫《科學的春天》。我原來就對這東西感興趣，最后我就寫伽里略怎么在教堂被燒死，四人幫怎么壓制科學，就把歐洲的文明史跟四人幫進行了對比。考試結果出來后，一個同學從西安過來告訴我，考上中國科大了。我根本不相信。等到第二天，我爸媽告訴我這消息，我才覺得是真的。
本報記者：你如何看待成功和財富？
王維嘉：所謂成功，永遠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假如用財富作為成功唯一的衡量標準，那么全世界的人都覺得自己不成功。你做得再好，你的錢還是比比爾•蓋茨少。你跟比你有錢的人比，永遠都是痛苦的。比爾•蓋茨也很痛苦，他坐在第一的位置上，GOOGLE想推翻他，APPLE想推翻他，他心里也非常緊張。一旦走下坡路，他的痛苦比別人更大。他就跟皇帝一樣，皇帝的痛苦是什么？就是每個人都想篡他的權，一天到晚防著所有人，我想比爾•蓋茨就是這種心情。
我覺得成功這個概念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快樂不快樂？你做的這件事是不是自己喜歡的，有沒有成就感，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本報記者：你認為自己的人生成功嗎？
王維嘉：我現在做的事是我喜歡的，但是成就感還沒有達到我想象的，我們一直在努力。我希望可以做出一個能夠改變世界的產品。我們做的無線股票交易系統是全世界第一個；我們在1999年就做了無線互聯網，當時叫掌門網，是中國第一個WAP網站，比移動夢網還早。后來我們做的手機聯網游戲又是全世界第一個。我們一直在努力，但是市場的時機還沒有發展起來。 我認為無線互聯網、手機網絡游戲，最后都會發展起來的。
本報記者：借用一個書名《這一代人的愛和怕》，你覺得你這一代人心里的理想，愛和怕的東西是什么呢？
王維嘉：我覺得自己現在沒有太多的恐懼。人年輕的時候會有很多恐懼，成功、失敗、不被人尊敬等等，當你慢慢成熟了以后，這種恐懼會越來越少。我覺得人走向成熟的過程就是逐漸擺脫恐懼的過程。一個剛出生的孩子的恐懼是最多的，聲音也恐懼，光亮也恐懼，整個世界對他都是威脅。慢慢地你對世界把握越多，你的恐懼就會越少。所以我現在沒有太多的恐懼。現在我唯一覺得擔心的就是家里人的身體健康。身體健康是幸福最重要的保障。
我的理想就是希望在技術領域里能夠做出改變人們生活某一方面的，或者某些生活方式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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