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時隨地看新聞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十二五”規劃重中之重，被寄予推動科技創新、產業轉型，實現經濟下一輪增長的厚望。然而作為產業大軍中的新生力量，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也面臨新興產品和服務成本偏高、基礎設施不完善諸多瓶頸問題。這其中必然需要政府有形之手給其支持，然而政府的行政扶持如何才能和市場力量有效互動？
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這一全新領域民營資本能有多大發展空間？
本報記者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研究部部長馮飛。
馮飛認為，國家將戰略性新興產業放在國家戰略高度，期待在全球新一輪的產業革命和科技革命當中占有一席之地。
馮飛一再強調，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是一個創新驅動的產業，所以如何進一步發揮民企的作用，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當中是極為關鍵的一個問題。要發揮民營經濟作用，主要是解決其準入問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準入門檻設置應該更多從技術的準入角度來考慮。
他表示目前國家已經在考慮針對民營經濟進入戰略性新興產業出臺專門政策。
戰略性新興產業助力新一輪經濟高增長
此時推出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希望對傳統高增長產業實現戰略性的接替，推動結構變動。
《21世紀》：現在“十二五”規劃當中把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重點，您認為國家如此重視戰略性新興產業，背后的戰略意圖是什么？
馮飛：國家把戰略性新興產業放在國家戰略的高度體現了四個方面的意圖：一是通過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整體提高我國自主創新能力，即把經濟發展的模式從長期靠要素低成本轉換到靠創新驅動的軌道上來。中國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是經濟結構升級的敏感時期，升級不好的話，有可能會重蹈拉美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覆轍。因為靠要素低成本參與國際競爭這一傳統優勢明顯被削弱，新的競爭優勢亟待形成。
二是考慮在中國資源環境硬約束的前提下，通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戰略新興產業七大領域當中與能源和環境直接相關的有三個：新能源、節能環保產業、新能源汽車，還有像新材料、生物技術等一些間接相關。
三是金融危機之后，我國面臨全球性產業結構調整和科技革命問題。從國際主要經濟體來看，金融危機確實催生了新一輪的產業革命和科技革命競爭，比如像美國在2009年年底出臺的制造業復興政策框架提到了六個新興產業，日本在2010年6月份公布的新增長戰略當中提了三大領域，涵蓋了好幾個新興產業，歐盟也出臺了一個2020可持續協調增長的戰略。而我國經歷了改革開放30年綜合國力提高，此時重視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期待在新一輪的產業革命和科技革命當中占有一席之地，最起碼是在局部取得一些突破。
四是把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結合起來，中國上一輪高增長產業群，特別是在“十五”的后半期，主要集中在鋼鐵、有色、建材這些重化產業上，但經過這七八年的高增長，這些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出現疲態，同時引起資源環境壓力持續加大。那么新的高增長產業是什么？我認為此時推出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希望對傳統高增長產業實現戰略性的接替，推動結構變動。
《21世紀》：您認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是什么關系？
馮飛：兩句話概括，一是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的方向之一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比如原材料工業向新材料方向發展，汽車工業向新能源汽車發展；第二句話就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提供的產品技術和服務為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提供重要支撐。比如節能環保產業為傳統產業提供節能環保的裝備產品技術，為其改造提供支撐。當然有一些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的關系相對不太緊密一點，但絕大多數離不開傳統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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