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網Cye.com.cn】一季度GDP增長7.7%，對此頻率最高的評價是“低于市場普遍預期”，并由此認為：數據低迷，宏觀經濟形勢不容樂觀。
我對這種想當然的結論一直不敢認同。切不說7.7%的增長是否歸于“低迷”之列，基本的邏輯是：但凡市場預期與實際數據出現偏差時，最起碼有兩種情況：要么預期太樂觀或者不靠譜，要么經濟形勢真的不盡人意。但近年來，對于中國的宏觀數據，一旦出現低于8%的增長，一概歸入低迷的行列，悲觀情緒立即甚囂塵上。緊接著，就會堂而皇之的要求松貨幣以及其他的刺激政策。
我不知道預測成績并不算出色的中國“經濟學家”們為什么對自己的預測那么的自信，而且，又根據什么判斷，一季度7.7%的數據就不好，只有到了他們“普遍預期”的8%以上才叫“正常”。這種邏輯盡管很戲劇和匪夷所思，但其卻頗有市場，有時候對政策的影響還很大。因此，很有必要來談談，究竟是“7.7%”的增長不正常，還是市場的“普遍預期”不正常。
有點宏觀經濟常識的人都知道，判斷宏觀經濟的總體走勢，絕對不能孤立的看GDP增長這一指標，經濟學的技術和統計學的發展為宏觀經濟提供了足夠多的指標，全面運用這些指標，對宏觀經濟的體溫加以綜合的度量并加以判斷，這是研判經濟走勢的基本邏輯和方法論。7.7%的增長真的是所謂的“低迷”嗎？事實是，盡管2.9%的發電量的確和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等指標存在矛盾和沖突，而統計局的新聞發言人對此的每次解釋也并不能服眾。但絕大多數的關鍵指標卻能相互印證：第一，三駕馬車，除了社會消費品總額同比名義增長12.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2.4個百分點外，固定資產投資和進出口的總體數據都不錯。固定資產投資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20.7%，增速與上年同期持平；一季度進出口增長13.4%，遠高于去年全年6.2%的增長，除了對歐盟和日本的出口同比下降外，對美國和東盟的出口增長依然在兩位數以上，而作為外貿晴雨表的廣交會的人氣也明顯高于去年；第二，3月份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50.9%，連續6個月位于臨界點以上。特別是生產指數為52.7%，比上月上升1.5個百分點，為10個月以來的最高點，表明制造業企業生產活動較為活躍，生產增速加快；新訂單指數為52.3%，比上月上升2.2個百分點，連續6個月位于臨界點以上；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為65.5%，比上月上升0.9個百分點，表明制造業企業對未來3個月內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持樂觀態度；第三，一季度規模以上的工業增加值增速為9.5%，，并不算一個太壞的數字；第四，特別重要的是，如果宏觀經濟真的“低迷”，就業形勢應該很嚴峻，但一季度城鎮新增就業超過300萬人，就業沒有出現大的波動。
當然，并不是說所有的數據都讓人興奮，和近兩年來存在的問題一樣，在全球經濟充滿各種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總體弱復蘇的態勢并沒有改變，一些指標也反應了中國經濟結構性的困境：比如，PPI依然沒有由負轉正，說明經濟總體復蘇的態勢并不是很明朗；3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8.9%，比1-2月份回落1個百分點，制造業的基礎并不穩固；因為“國五條”的效應，1季度房地產銷售出現暴漲，引發了對未來調控加碼的擔憂；1季度全國財政收入增長6.9%，中央財政收入又現負增長，未來能否堅持結構性減稅，令人狐疑。但這些問題，并不全是1季度新出現的，也不能據此就認為經濟增長“疲弱”。
筆者認為，對于7.7%的增長，之所以引發悲觀的情緒，原因不外乎三：一是相當一部分人具有強烈的根深蒂固的“保八”思維和情結，只要經濟增速低于8%，他們就會認為宏觀經濟跌破“榮枯線”。事實上，在歷經30多年的高增長之后，中國經濟受資源、環境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對于中國經濟而言，未來10年如果能夠保持7%左右的增長，已經非常了不起。正因為此，新一屆政府一再強調更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收入分配。但對一個習慣了飆車的人而言，一下子坐在正常行駛的車里，還真有點不習慣；其二，近年來，對于中國經濟的判斷，利益代言人頗多，特別是投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習慣于從看空的角度解讀數據，并影響政策，這是近年來多次事例證明的；第三，耐人尋味的是，社會消費品總額一季度回落2.4個百分點，有些人將之歸結為打擊公款消費所致，比如，某機構首席經濟學家就認為：“一季度GDP數據明顯低于預期，主要受制造業、消費和出口的影響，其中對公款消費的管理是影響GDP數據最主要的原因。”不知道這種觀點的目的是要求中央要保護公款消費還是別的；最后，作為新一屆政府的開局之年，很多地方政府借城鎮化等概念濃墨重彩鋪攤子，但作為主要融資途徑的房地產因“國五條”而走勢險惡，之后，作為宏觀經濟的蹺蹺板，一旦宏觀經濟低迷，對房地產的調控都會實質性的放松。
基于以上種種，我們看到，對7.7%的看空大合唱在數據出臺之后就喧囂登場。這的確考驗高層的決心和勇氣，面對7.7%的數據，是堅持年初制定的方針和目標，堅持結構調整，還是又回到“刺激”的老路，保一時的增長。這一命題在價值觀判斷上很簡單，但在政策的選擇上卻要承受極大的壓力。筆者倒是認為，不管如何，7.7%的數字本身并沒有糟糕到又必須調整政策的時候，如果管理層追求“有質量的增長”，那就應該接受這個數字，并進行觀察，而不是跟著唱空者的指揮棒翩翩起舞。對于立志于轉變發展方式的中國而言，有無信心的關鍵絕不在于表面上的漂亮，而是扎扎實實的推進各項改革議程。
房地產的再次逆政策暴漲，收入分配改革的遲緩，政府職能轉變的期待與現實的落差，都一再挑戰外界對未來的信心。這是必須引起管理層重視的重大輿情。是該放棄激素的麻痹，而回歸正確選擇的時候了。我們不能說這是最后的機會，但的確已經沒有太多的機會揮霍和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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