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季度以來，在全球第二輪大規模寬松政策以及人民幣重現單邊升值預期的推動下，中國外匯占款大幅反彈，跨境資本流入勢頭較為強勁。未來隨著日本大規模貨幣寬松溢出效應的顯現、美國貨幣政策靈活調整力度加大，以及全球經濟陷入新的停滯風險等不確定、不穩定因素的增加，跨境資本的雙向波動或將進一步加劇，而且還不能排除由此引發階段性資本集中流出的可能性。
觀察當前我國的跨境資本流動，出現了跨境資本流動與宏觀經濟增長之間的背離、中國跨境資本流入與新興經濟體資本流出之間的背離兩大趨勢。
今年一季度我國GDP增長未能如期實現“保8”，打破了各方的樂觀預期，年率增幅放緩至7.7%，作為全球經濟最大引擎的經濟體成長遇阻，內生增長動力趨于減弱。然而，與經濟增速回落形成鮮明反差的是，一季度外匯占款出現了罕見的大幅增長，達到1.2萬億元，達到了去年全年的兩倍還多，外匯占款余額刷新歷史最高紀錄。
今年以來，尤其是3月以來亞洲新興市場的國際資本流入低迷，為近10 個月的低點，我國香港地區的港元匯率大幅貶值，我國臺灣地區和韓國的國際資本流出、印度國際資本流入明顯減弱；而反觀中國內地的國際資本流入則較為強勁，沉寂一時的升值預期隨之重拾升勢，人民幣匯率由此持續強勢格局，中國與新興市場資本流動的走勢出現背離。
此外，一季度中國外匯儲備較去年四季度增加1280億美元至3.44萬億美元，創下2011 年二季度以來最大增幅，相當于去年全年外匯儲備增幅。而同期我國外貿順差為430.7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299.05億美元，遠不足以支撐這一增幅，顯示短期跨境資本大幅流入的可能性Cye.com.cn。
那么，主導本輪跨境資本流入的推手到底是什么呢？很顯然，本輪跨境資本流入與全球第二輪大規模量化寬松政策、人民幣升值預期重啟背景下的資本套利，以及企業、居民本外幣大置換，重新出現“資產本幣化、負債外幣化”有密切關系。
自去年三季度以來，面對著持續惡化的主權債務局勢，以及世界經濟普遍出現的增長減緩、停滯甚至衰退，各國又重回“保增長”政策軌道。面對債務持續飆升的局面，發達國家央行相繼展開前所未有的量化寬松競賽。現在，歐美發達國家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于中國國際資本流動持續的溢出效應正逐漸凸顯。
自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就維持強勢態勢，延續了去年9月以來持續升值的態勢。尤其是進入3月后，人民幣匯率進入單邊升值通道。在境外遠期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走勢和境內的即期市場走勢完全相符。目前香港地區12個月的人民幣NDF市場中，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重新呈現出升值趨勢。
而另外一個重要原因，還與中國對外資產負債表主體錯配有非常大的關系。中國對外凈資產共計2.2萬億美元，其中政府部門儲備資產為3.4萬億美元，非政府部門對外凈負債1.2萬億美元，相當于GDP的近20%。私人部門的資產配置失衡帶來一個長期的問題：一旦國際金融市場劇烈動蕩，人民幣匯率也會隨之劇烈波動。
一般而言，當人民幣強勁升值時，用美元支付款項的中國進口企業傾向從銀行借入而不是買入美元。這樣，既能賺取較高的人民幣存款利率，還能從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升值中獲益，但負面影響是匯率可能的大起大落。過去幾年中由于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加上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推廣，企業和銀行已經積累了相當規模的美元“超賣”頭寸。去年有一段時間在人民幣出現貶值預期的背景下，部分外貿企業和機構放緩了向商業銀行賣出美元的結匯行為，相當數量的美元積累在手中，形成了龐大的外匯頭寸。
如今，隨著全球央行大規模放水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日趨強烈，企業和居民結匯意愿再次增強，境內外正利差將刺激套利資本流入國內，重新激發起境內“資產本幣化、負債外幣化”的操作，人民幣因此又回到幾年前被動升值的軌道，這當然又加大了資本流入的壓力。
就本質而言，與美歐量化寬松政策主要是債務貨幣化或壓低長期融資利率不同，日本央行的政策目標更加明確，就是采取貨幣貶值策略，主動推動本幣大幅貶值，并導致日元套息貨幣卷土重來。所以，可以判定，未來中國跨境資本流入壓力主要來自于日本央行大規模量化寬松的溢出效應。
國際金融市場盛行日元套利交易已有10多年時間了，據國際清算銀行估計，金融危機前日元的融資性套利交易規模高達上千億美元至萬億美元之間。而今天日本央行的量化寬松規模可謂前所未有，如果按調整過的GDP計，日本央行此番資產購買量相當于美聯儲當下所推量化寬松的2.2倍，美聯儲每月資產購買額度為850億美元，日本央行則達1870億美元。日元大規模寬松將進一步深化日元套息資本的地位，跨境資本流入我國的壓力大增。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警惕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帶來的潛在風險，不能排除引發階段性的資本集中流出的可能性。近日，美聯儲議息會議決定根據經濟前景變化來提高或減少資產購買規模，這大大增強了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一旦美經濟形勢好轉并開始啟動退出戰略，勢必推動美元中長期走強，對全球流動性以及全球金融市場產生顯著而深遠的影響，給中國經濟、金融運行、本幣穩定以及資產價格帶來系統性風險。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金融形勢，決策當局亟待加強風險防范的前瞻性，并在重點風險領域做好嚴密的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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