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部就班過日子，享受家庭的樂趣，這是“過日子”。寧可冒著風險，也愿意向前沖，尋求更大的人生價值，就是“奔日子”。創業者，都是“奔日子”的人。
《聯想之星》：聽說您一直在使用微博、微信這些很前衛的網絡工具，您已七十多歲，還對這些新事物保持興趣，這算是您的另一個“我”嗎？
柳傳志：這個比較簡單，像微信、微博，都是極為簡單的工具，憑什么我不會？微博是了解社會整體狀況的一個有效渠道，但是我只看，很少寫。微信倒是很常用，我有很多個群，比如公司的最高管理層，大家經常在里面互相交流看法，也不用一定坐下來開會，很方便。另外，我還有自己家庭的群，還有包括兄弟姐妹在內的大家庭的群，還有同學的群，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的群，等等。每天看看這些就忙得不得了，這都是正常的，不能算什么新事物。
如果說我現在還能做聯想控股的領導人，最起碼的一點，就是在某些方面，還有不亞于年輕人的思維和能力，這才有資格坐在這兒工作。如果只是為了自己還有存在感，而不是對聯想這家企業有好處，我絕對不會做這樣的工作。
比如2000年的時候，我發現自己隨著年齡的增長，再在工作之余，研究關于IT產業、互聯網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精力有些跟不上了，就立刻決定不做聯想集團的CEO了。另一方面，我覺得自己在做企業方面，領悟了一些更深刻的內涵，可以幫聯想拓展新業務，豐富新領域，就從事集團戰略和拓展業務諸如投資等方面的工作。
事實也證明這樣做是正確的。如果聯想集團一直沿著高科技產業這條單一的路走下去，今天可能處于一個比較危險的境地，經過集團業務的多元化，聯想控股降低了這一風險，能夠繼續發展下去。聯想和我之間的關系是雙向的互相需要，如果聯想不需要我，我還堅持不走是不行的；如果還需要我，我自己卻不想干了，那也不行。
《聯想之星》：您有很多圈子，特別是4月的綠公司年會上，您還親自操刀做主持人。在不同的圈子，您是如何轉換角色的？
柳傳志：不管是在企業家，還是在其他圈子里，我覺得自己還是有特殊價值的。我們從做實業起家，后來又涉足投資等其他領域，從中提煉和總結，怎么把事做得更好、更扎實，我自己有比較深刻的了解。特別是我更喜歡的實業，是非常有挑戰性的，怎么把產品做好，又通過營銷手段讓人家了解和接受，這里面充滿了想象力。
聯想控股下一步的發展目標是整體上市，需要我們在幾個行業里都要做到領先，這必須要有創新，比如聯想之星，雖然屬于投資這個領域，但是我們就想做得與眾不同。雖然我的年齡相對比較大，但有了前面的積累和發現，又保持某種活力，在守正出奇的時候，我可以出“大奇”。
回到主持人這個話題，我為什么要這么做？就是覺得現在很多會議和論壇，越來越流于形式，而不注重內容，比如通常要有很多重要人物出場，這樣顯得規格很高，但是內容比較散，討論不充分，問題說不清道不透。既然我要主持這個會，就要改變這些現狀，在保證內容集中、豐富的前提下，通過更活潑的形式展現出來。
我有想法，也有能力這么做。
《聯想之星》：您最近又提到，自己當年創辦聯想時，就是覺得日子再這么過下去不行了，您能否具體談一談，當年是什么讓您有這樣的想法呢？
柳傳志：我的想法就是，不愿意庸庸碌碌地活著。
人通常分兩種：一種是“過日子”的人，一種是“奔日子”的人。出于自己和家庭的考慮，努力過更好的生活，實現一些目標后，按部就班過日子，享受家庭的樂趣，這是所謂“過日子”。
還有一些人，寧可冒著風險，也愿意向前沖，尋求更大的人生價值，這些就是“奔日子”的人。當年我就覺得自己是“奔日子”的人，有了這個想法，再回想自己之前40年的沉默生活，就覺得更憋屈，當時的體制只要有一點縫隙，我就要堅決地鉆出來，自己創業。
《聯想之星》：“奔日子”的人，通常是比較辛苦的，在做企業的過程中，您有沒有過要放棄的想法？
柳傳志：肯定辛苦，而且也有風險。我有一些大學同學，很平穩地度過一生，也都挺好。還有一些計算所的老同事，當年也是下海創業，結果卻不怎么好。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我就不覺得辛苦，真是這樣。你看美國的籃球運動員，身體多壯，中國籃球運動員根本沒法比，他們平時肯定做大量的肌肉訓練，吃很多苦，才有這樣的結果，但他們心里一定很高興，愿意這么做才能練出來。做企業是我自己的選擇，我為什么不高興、不愿意呢？
聯想創業時，中國還是以計劃經濟體制為主，有很多需要改革的舊制度，我們要有所突破，難免會走到紅線面前，要非常謹慎、小心，這些事讓我不高興、不愿意。如果有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大家在基本規則下進行良性競爭，做企業的人能夠靠自己的學習、思考，想出很多好辦法把企業做好，那就更好了。
《聯想之星》：在您看來，和您1980年創業時相比，現在的環境有什么不同？
柳傳志：盡管還不夠完善，但目前我們已經基本建立了市場經濟的環境，總體來講，制度環境比過去要好。環境對創業更寬容，也就意味著個人的思想、方法的轉變就變得重要起來。在辦聯想之前，我在科研單位里工作了十幾年，常年做技術工作，按照我原來的思維方式，肯定是辦不好企業的，從科學家轉變為企業家，需要思維方式和方法的轉變甚至突破。
我們辦聯想之星的一個重要初衷，就是幫助科技工作者了解科技成果如何變成產品，再銷售出去，中間需要哪些環節，每個環節又應該做什么、誰來做、用什么方法。通過一系列的學習和培訓，盡可能地與學員一起了解商業運行的規律，觸發一些新的想法和方法。
《聯想之星》：如果讓您對接觸過的聯想之星的學員做一個描述或者評價，那是什么？
柳傳志：從我聽說和接觸過的一些學員來看，他們還都是屬于“奔日子”的人，有不錯的科研成果，想把它們變成產品，做一番事業。但是，做企業是一個不斷行動、思考、再行動的過程，只有好的科研成果和熱情是不夠的。
真正強的人，是經歷過挫折甚至失敗，還堅持找自己的毛病，找到真正的原因，進行研究和糾錯，兜個圈再沖上去，這樣的人成功的可能性比較大。受到挫折就退下來，以后自然就沒有機會了。
遇見·另一個我
創業總是讓人充滿激情，卻未必總能保持理性。當一個人在創業時經歷艱困時，內心也將經歷蛻變，發現另一個“陌生”的自我。“他”也許勇敢、堅強，也許軟弱、感性，也許在創業熱情和理性思考之間搖擺，也許在將“團伙”變成團隊、同仁進化成組織中經歷苦痛。
另一個我是不同的角色、現實的方法、豐富的內心和歷史的選擇。當創業者們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與另一個我相遇時，該如何看待、對待“他”，并以某種合適的方式合二為一？
聯想之星要做的正是這樣一件事，在富有激情的和天賦的創業者通往未知的路上，聯想對企業發展規律和管理的認識，可以在技巧、方法層面為他們提供幫助，讓他們在創業的漫長過程中，盡快發現和確認“另一個我”。
聯想無法扮演上帝，卻可以成為他們在痛苦現實中的催化劑。從性情到理性，從“蒙著打”到“瞄著打”，從夢想的虛幻到行業趨勢的現實；像生意人一樣去做生意、像企業家一樣去管理企業，在聯想的幫助下，創業者可以加速實現自我突破與轉變。
時間遇見英雄
創業這個話題盡管流行，卻并不新鮮。當下，很少人讀過上個世紀60年代出版的小說《創業史》，但正在社會中擔負起創業重任的“70后”、“80后”們，或許還記得中學語文課本上那一篇《梁生寶買稻種》，記得這位陜西農民在小飯鋪里就著自己帶的干饃，花五分錢吃一碗熱氣騰騰的湯面，為了節省一角錢，劃三根“洋火”在黑暗的小站站房地上，找到能打開鋪蓋的棲身之地，抽一袋旱煙，在煙霧繚繞中獲取內心的幸福和滿足。
創業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家業、企業、事業。從第一個層次看，幾千年來，中國農民從來沒有停止過創業，“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富之家，從來都是他們為之奮斗的夢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農民開始走出家庭，與豪情滿懷的開國者們一起，試圖用全新的方式，將農業為主的傳統社會改造成現代社會。
撰寫《創業史》的柳青就是這樣一個人，這位創辦《中國青年報》的小說家和高級干部，1951年突然離開北京，到陜西農村定居14年，用自己的積蓄換來了日本良種稻——矮稈粳稻，在當地創造了糧食生產新紀錄。1960年，他的長篇小說《創業史》第一部出版，就立即用一萬多元稿費為當地公社捐建了一座農業機械廠和一家衛生院，還預支了以后的稿費為公社通電。這位當代中國“發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后半生幾乎都在債務中度過，去世時一貧如洗。
柳青和他筆下的梁三老漢，和其他真實存在過的人物：錢學森、李四光、王進喜等，真誠地相信當時社會主流理論上對社會進程的解釋，直接從“家業”跨入“事業”，用推翻一切的勇氣和無從驗證的夢想來安排整個國家的發展。他們剛剛從家庭中走出，還未來得及看清自己，就消失在集體中，直到付出巨大代價，“文革”之后被徹底驚醒。萬噸水壓機、火箭、衛星、青蒿素、人工胰島素這些光輝的成就，也被淹沒于總體失敗的社會主義試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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