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對教育機構的捐款也被認為是最透明、最可度量的捐贈方式之一。從捐款的申請、運用和回報，中國的很多大學都已經發展得非常好，投放的資金也能比較清楚地看到是如何運用的。”
此外，還有各種相對現實的原因，例如政府會在特定情況下提供配套資金，教育捐款能夠幫助企業與聲名卓著的教育機構建立聯系，甚至以捐贈者的名字命名教學樓，提高家族企業的聲譽及企業家的個人聲望，通過與高水準高校研究機構的捐贈，還可以與企業研發目標的研究項目掛鉤等等
超過45%的受訪者用第一代的財富（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為自己的慈善活動捐款。亞洲家族慈善存在明顯代際差異。一般來說，上一代受傳統影響，認為其主要責任在于當地，而第二代和第三代在這方面則擁有國家及國際的視野。兩代人對慈善的社會影響也有不同的看法，老一輩企業家更關注贈與行為，并不特別重視衡量其社會影響，而年輕一代則開始注重支持能通過社會影響和投資回報衡量的慈善事業。
在捐贈對象上，老一輩的家族成員往往認為，教育醫療和扶貧等領域還有很多基礎性的工作未完成，因此很少對環境科技、女性權益以及文化藝術這類新興事業進行捐款。家族中的年輕一代則認為，滿足文化藝術、環保公民權利等要求，能夠產生巨大的價值。
在管理模式上，老一輩傾向于利用現有的企業員工以及直接控制項目來降低管理成本，年輕一代則更傾向多方協作，也愿意聘用專業人員來進行運營。很多家族創立家族基金會，而非與其他機構合作，其原因便是希望掌控運營的控制權。在亞洲家族慈善事業當中，主要由專業人員進行管理的非營利性法人實體的家族慈善組織大約只有50%的比例。
調查數據顯示，亞洲的家族慈善組織行政費用相對較低。57%的受訪者表示其行政費用不超過年度開支的10%；而2009年，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行政費用大約是11.5%，更注重運營導向的福特基金會行政費用和項目管理費用大約占年度開支的17.5%。不過，亞洲慈善組織的管理成本相對較低，也許并非反映其管理效率更高，而是反映了其專業化程度和體制化投資的不足。
今年中國慈善領域出現的郭美美和紅十字會等事件，嚴重打擊了中國民眾對慈善機構的信心，實際上，除了中國香港和印度尼西亞之外，大部分亞洲家族對第三方慈善機構的信任度也不高，他們往往選擇將大部分資金直接投入到自己管理的項目和活動中去。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人們認為大規模的第三方執行機構（尤其是教育領域以外的機構）效率和透明度都很低，亞洲家族更愿意身體力行，以便能夠實施更好的控制。另外一個原因是，這些第三方的慈善機構和非營利性組織的發展計劃和價值觀往往和家族慈善的目標不一致，家族慈善更愿意為那些與家族價值觀和社區目標存在緊密聯系的項目提供資金。這些因素使得亞洲家族慈善產生了單干的情緒，不過這種做法也有利有弊：家族慈善機構可以使項目運營嚴謹，保證效率，而這是很多第三方機構所做不到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實現這種效率的代價也是很高的：很難將有價值的項目從單一慈善機構中脫離出來，也很難吸引更為廣泛的資金和人才。Sampoerna基金會的Michelle Sampoerna建議，基金會應該確定，自己是希望成為“撥款人”還是“運營慈善家”，這會影響到為實現家族慈善目標而制定的戰略戰術。
這導致亞洲家族慈善和西方的一個顯著不同：亞洲家族慈善與家族企業緊密相連，在印尼、中國臺灣、菲律賓等地，很多時候家族慈善基金會可能是用公司名義命名的，但實際上除了公司的資金之外，家族也把大筆資金投在基金里。中國也存在類似的狀況，如楊國強做了很多慈善項目，但其實大部分的資金都是來自于他的家庭，不一定是公司的資金。
從調查數據來看，2010年家族慈善的資金來源，22%是來自家族企業的利潤，17%是家族一次性捐贈，14%是家族定期捐贈，11%是外面的籌款，5%是家族偶然性的捐贈。
亞洲家族的這種慈善模式導致籌款成為他們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由于亞洲家族慈善傾向于直接控制和運營具體的慈善項目，這降低了其他渠道為慈善事業作貢獻的熱情。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連氏基金首席執行官Lee Poh Wah認為，家族基金籌款比較困難，尤其是從其他家族籌款，家族創建了嚴格控制的項目，當這些項目壯大的時候，他們會發現很難從其他家族吸引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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