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應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中，中國的經濟率先復蘇，從增長動力上分析，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動力來源就是快速推進的城市化。從發展趨勢看，無論是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還是經濟結構的調整，城市化都將是重要的主題之一。
未來十年，沒有什么能比中國的城市化更能觸動投資者神經，中國和全球的資本市場已經習慣于把中國的城市化與房子、汽車和家電消費聯系在一起，也已習慣于把中國的城市化與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資浪潮畫上等號。一個13億人口大國的城市化問題不但直接決定未來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和經濟結構的轉型，也有可能對全球經濟產生影響。
經濟增長與城市化
過去十多年間，中國的城市化和經濟增長、財富累積、以及人均GDP增速之間保持了正相關關系。從時間序列數據看：單位城市土地面積/GDP在過去10年增長了5倍，而且呈現加速增長態勢。2000年之后雖然是中國城市化平均增速最快的階段，但是人均GDP的增長速度卻更高，兩者之間的增速之差直線上升至60個百分點。
在這個過程中，財富向中心城市、大城市迅速集中。如果用單位土地GDP和人均GDP作為參考標準將中國的城市進行劃分，可以發現，經濟密度最高、最為富裕的城市集中于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唐等區域性增長中心，且數量有限。盡管克拉瑪依、鄂爾多斯這幾個城市的人均GDP很高，但是單位土地GDP卻在極低水平，這種反差意味著這些城市的繁榮和城市化、經濟密度的提升沒有關系，它們主要是依賴自身的自然資源，類似繁榮難以持續。
從另一個指標來看，中國GDP規模最大的十個城市在全國的比重最高時曾達到25%，近年一直穩定在23%左右。這也意味著城市化進程中的財富創造和積累是非均衡的，在最終收斂之前，差距拉大是必然的，國際經驗也是如此。
隨著流動人口和資本向城市集中，提高了經濟活動的密度，使生產和貿易的規模經濟效應得以發揮。過去20年，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從內陸遷移到沿海，如貴州、四川、安徽、河南，在1990-1995年間、1995-2000年間、2000-2005年間跨省流動人口分別達到1000萬、3200萬、3800萬，這些人口先是流向沿海的廣東、深圳，然后是浙江、江蘇、上海。
從城市常住人口的結構來看，北京、上海和深圳這三大中心城市的流動人口和戶籍人口的比例分別為58%、65%、300%，由此可見，流動人口作為生產和消費的主體，對城市生產密度、消費密度的提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也構成城市繁榮的基礎推動力。
從資金流動來看，過去20多年，長三角和珠三角的FDI一直占據絕對權重，最高時期曾吸引了全國80%的外資流入；從城市層面看，北京、上海和深圳是三個FDI流入最多的地方，最高時，三者合計占比曾突破20%。
從知識密度和知識投資強度來看，R&D（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超過300億元的有江蘇、廣東、北京、山東、浙江、上海、遼寧和湖北8個省（市），共支出5774.7億元，占全國經費總支出的66.5%。由此看出，城市化水平越高、經濟越發達的省市，研開支出比例越大，從而使得知識密度提升在城市繁榮形成正反饋效應。
與此同時，經過1997年前后、2002年前后、2009年前后三輪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浪潮，中國城鄉之間、城市之間的有形的物理距離在顯著縮短，使得商品和服務流動的時間和交易成本顯著降低。過去10年中，中國鐵路營業里程增長30%、公里里程增長280%、高速公路由無到有增長10倍以上，民航航線里程增長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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