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顧雛軍案談起
在沒有展開問題討論以前，首先需要界定一下本文討論的范圍。
本文所講的中國企業家，主要是指民營企業家。國有企業的老總不是企業家，是官員。在現實中，國企老總與官員互換有大量事例，中海油老總調任海南省長，中銀國際的老總當了銀監會主席，廣發證券的老總出任順德書記和廣東省副省長，中石油老總就任國資委主任，鐵道部長也變成鐵路總公司經理等等，況且國有企業的設立、投資、合并、分立、撤銷等重大決策，也不完全由他們獨立決定。故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顧雛軍的命運與中國一代企業家
顧雛軍，動力工程碩士，格林柯爾集團創辦人，顧氏制冷劑發明者。1988年在天津大學熱能研究所從事科研工作，發明了格林柯爾制冷劑。然后到國外創業，先在英國成立分銷公司，后又擴展到美國，先后建立了9家格林柯爾公司，通過技術入股和資本市場運作，賺得17億美元，隨之回到中國發展。
1995年建立格林柯爾中國有限公司，并在天津建立制冷劑廠，然后整合了四家公司組建格林柯爾科技控股公司，2000年在香港創業板成功上市，融資5.5億港幣。上市后又出讓股權，套現3億多，又有1個億的分紅。再加上從國外帶回的17億美元，就成為顧雛軍在國內收購和發展的資本。
2001－2004年是顧雛軍事業大發展的時期。2001年10月他收購控股科隆電器，第2年對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民營化改造，當年一舉扭虧為盈，并使科隆上交的稅收從1.7億元增加到5.6億元。2001年，顧雛軍成為《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第20名。《福布斯》這樣描述：41歲的顧，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投資開發環保節能的不含氟利昂的制冷劑。格林柯爾均在英國和天津建有生產基地，它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非氟利昂制冷劑的生產廠商之一。
接著，2003年5月收購美菱電器20.03%的股份，2003年11 月收購亞星客車60.67%r的股份，2004年4月收購襄軸股份29.84%的股份，標志著格林柯爾進入汽車制造和零配件行業。這樣一來，顧雛軍就控股了5 家上市公司。
就在他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一只巨大的黑手也向他襲來。從2004年12月開始，一些官員上下勾結，羅織罪名，栽贓陷害；郎咸平在其中煽風點火，滋生事端；兩院法官屈從于政治壓力，胡亂判案。結果判處顧雛軍有期徒刑10年，并處罰金680萬元。一個年輕有為、叱咤風云的企業家，就這樣倒在中國的大地上。
其實，改革開放以來，倒下的企業家又何止顧雛軍一人，而是成百、上千、累萬。從1980年代初期溫州的“八大王”，1990年代的李經偉，褚時健、投資陜北油田的油老板群體，本世紀初江蘇鐵本的戴國芳，東興航空的蘭世立，電子商務的唐慶南，安徽的吳尚澧，山西投資的一批煤老板，前幾年浙江的吳英，去年湖南的曾成杰，等等。與曾成杰比較起來，顧雛軍是不幸中的萬幸，保留了一條性命，今天還有平反昭雪、東山再起的機會。
顧雛軍是中國一代企業家的代表，他們用自己的勞動和智慧，創造了財富，安置了就業，建立了市場，發展了競爭，推動了改革，繁榮了社會，創造了不杇的業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體現了中國人的創造精神。然而他們卻因遭到了官員的陷害，體制的壓迫，身陷牢獄之災，有的甚至丟掉性命。這不只是他們個人的不幸遭遇，而且是中國企業家群體的共同命運，也是中國人的悲哀和大不幸。
企業家是中國的稀缺資源
在任何一個社會中，企業家和企業家才能都是稀缺資源，中國尤甚；企業家才能的涌現和發揮更需要一個自由寬松的社會環境，中國最為缺乏。
按照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米塞斯、哈耶克、柯茲納等人的理論，企業家才能的特征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首先，在本質上，企業家才能是由發現和覺察（把握）機會來實現某個目的，或獲得收益和利潤，以及利用環境中產生的這種機會來行動構成的。因此，企業家必須具有高度的警覺和持續的警惕性，以便能夠發現和把握周圍即將發生的事情。顧雛軍之所以先到國外創業，后到國內發展，并且敢于大刀闊斧地進行并購重組，就是這種發現和警覺才能的發揮和運用。
其次，企業家擁有調整和改變自己行為的信息和知識。這一信息和知識的特征有，一是主觀的、實踐的、而非科學的知識；二是排他性的知識，且分散在人們頭腦中的知識；三是隱含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知識；四是通過實踐無中生有的知識，五是無意識的通過復雜的社會過程才能傳遞的知識。由此可見，構成企業家才能的知識大部分是通過基因遺傳和親身實踐體知的，而不是通過讀書學習得到的。
再次，企業家才能具有根本的創造性特征。這種才能不需要什么手段，也不發生什么成本，它可以創造以前沒有的信息，無中生有地產生純收益，這種信息通過市場傳播出去，還可以協調和調整社會成員的個體行為。所以，企業家才能總是競爭性的，不是給定目標如何分配給定的手段，而是積極地和創造性地尋求新的目標和手段。顧雛軍發明無氟利昂制冷劑并將其實踐應用，就是最好的證明。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雖然每個人都有一點企業家的知識和才能，但總體來看，企業家才能在一個人身上的富集和整合還是稀缺的，特別是警覺性、實踐性和創造性。因此，企業家才能不僅有誰能夠具備和發揮出來的問題，更為關鍵的地方在于，企業家才能能否自由得到發揮，或者說能否存在一種對企業家才能的自由發揮沒有施加制度和法律限制的社會狀態和社會環境。正是這后一點，決定了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在長期發展中的興衰成敗。
正如當年嚴復在《原富》譯序中說，“吾未見其民不自由者，其國可以自由也；其民之無權者，其國可以有權也。民權者不可毀者也。必欲毀之，其權將橫用而為禍甚烈者也。毀民權者，天下之至愚也”。今天國人的權利和自由狀況如何，我們究竟是保民權還是毀民權，是聰明了還是愚蠢了，人人心里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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