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我國將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拉大的背景下，這個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不應該是收入分配持續擴大基礎上的倍增，而應當是中產階層比例不斷擴大基礎上的倍增。只有如此，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才有意義，才有條件實現。
1、國民收入倍增只有落實到中產階層比例的有效擴大上，才能朝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十八大報告鮮明地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當前，共同富裕面臨的突出矛盾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日益擴大，而且這一擴大趨勢仍在繼續。如果在現有收入分配結構不改變的條件下上實現國民收入翻番，最終的結果也許是兩極分化，而不會是共同富裕。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落實，主要目標是擴大中產階層比例。
目前我國的中產階層比例大致占23%左右，形成中產階層為主的社會結構盡管是一項長期任務，但在未來10年左右應當初步形成一個中產階層快速擴大的新格局。“十二五”期間如果以年均提高2個百分點為約束指標，5年后中產階層的比例將達到占總人口33%的比例。這樣，2020年就有可能達到40%，逐步接近中等收入國家水平。要達到這樣一個目標，首先需要在政府、企業、居民之間分好“蛋糕”。
第一，政府收入需要有法定約束。1995-2010年間，政府預算內財政稅收（不包括預算外的土地收入和國有企業利潤等等）翻了9.2倍。同期，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2.3倍，而農村人口的人均純收入增長僅1.8倍。按照全口徑政府收入計算，占GDP的比例大致為35%，未來10年左右，政府收入的比例不宜繼續提高，要有一個法定的約束，以為企業和居民收入的調整留下比較大的空間。
第二，企業收入需要從高管薪酬進行規范。我國相當多的企業高管年薪已經超過了美國企業。股神巴菲特10萬美元的年薪拿了25年，其他收入均與業績掛鉤。我國企業虧損而高管年薪動輒數百萬、千萬，已相當不合理。考慮到現在企業處境普遍的艱難，以及資本外流等因素，不宜過度壓低資本利潤。但可以限制企業高管過高的薪酬，引導企業盡可能地使高管薪酬與企業經營業績掛鉤。
第三，通過建立勞動者報酬協商機制，合理提高勞動者報酬。未來10年左右，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大概可以維持在7-8%左右，通過制度規范和結構調整，確保中低收入者實際年均收入水平增長率不低于9%，到2020年，居民占GDP的比例不低于60%；勞動者報酬年均增長不應低于10%，到2020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達到55%左右，達到中上收入國家的合理區間。
2、國民收入倍增需要10年GDP年均增長率約7.2%左右，這樣的增長率維持需要建立在中產階層有效擴大的基礎上，以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為前提。
從2010年算起，10年GDP年均增長率約7.2%能不能達到，是國民收入倍增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十八大報告指出“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加快建立擴大消費需求長效機制，擴大國內市場規模”。應當說，這是一個十分清醒的判斷。
由于國內社會結構演進滯后于經濟結構，中產階層比例過低，導致國內消費需求長期低迷。擴大中產階層比例，完成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是我國經濟維持在7%-8%左右的重要條件。
在傳統產業幾乎全面過剩的條件下，沒有國內消費的支撐，要尋找新的、有效的經濟增長點，的確是一個重大難題。從今年光伏產業遭遇的困境比較清楚地看到，主要靠政府推動投資高增長，主要靠國際市場出口的增長模式確實走到了盡頭。不僅是傳統產業如此，戰略性新興產業也是如此，沒有強大的國內市場支撐，都會遭遇困境。
歷史告訴我們：
第一，歐美發達國家在未來10年經濟復蘇之路漫漫，其“再工業化”是經濟復蘇的一個重要依托，這決定了貿易保護主義的升級不會是短期的。
第二，即使不考慮危機的因素，隨著我國逐步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產業結構的升級，使得我國產業與發達經濟體的互補性在減弱，競爭性在增強，發達經濟體不會把國內市場拱手送于我國。
第三，以綠色增長引領第三次工業革命，我國與發達國家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如果能夠擴大中產階層比例，發掘13億人的綠色消費大市場，我國完全有條件在新一輪全球化中贏得主動權；
第四，提高競爭力是企業自己的事情，政府與其直接用形形色色的產業政策干預經濟，不如把政策主要的著力點放在調節收入分配結構上，放在擴大國內消費市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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