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字外號讓溫州商人很受傷
“倒霉”與“倒煤”成為最近從迪拜與省外返鄉溫州商人的口頭語。阿聯酋溫州商會陳志遠說，“溫州充足的民間資金是國家改革開放的"碩果"。任何事情先做總比后做好，不可避免的是，先做的人要比后做的人擔當更大的風險”。
溫州鄒姓商人向本報記者吐露心聲，“"炒房團"、"炒煤團"等帶"炒"字的外號讓我們很受傷。”他認為，溫州商人之所以容易成為媒體吸引眼球與社會“妖魔化”對象，是因為他們一直行走在市場與政策的“模糊”地帶。
計劃經濟時代，政策不允許民間“雞毛換糖”，但溫州人偷偷摸摸借此走遍了千山萬水。從此以后，地下錢莊，炒房、炒煤、炒小水電站等領域，一直活躍著溫州民間資本的身影。
在國家壟斷行業或央企占據主導地位的行業，溫州民間資本根本就沒戲，溫州商人進入的幾乎都是有一定資金門檻與較高回報率，政策不十分明朗，市場有欠規范的領域。久而久之，他們這種“抱團”投資與高調的行事方式自然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詹崇樓介紹說：“溫州民間資本很少投資股市，"股神"都把握不好，何況普通老百姓？”因為股市的回報率多數難以超過百分之十，且賠多賺少，一旦出現異常交易現象，證監部門能很快發現并查處。期貨更是溫州商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一個領域。實際上這兩個領域相對比較規范，溫州民間資本不敢貿然投機取巧。
溫州民間資本不遠萬里“飛至”迪拜樓市，為的就是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投資回報率。溫州商人省外投資煤礦高峰期，一方面是國家經濟快速發展，能源供應緊張，價格不斷攀高；另一方面是產煤地資金較為匱乏，迫切希望外來資本參與中小煤礦建設，滿足煤炭市場需求。與此如影隨形的是，國家煤礦資源整合新政不斷出臺，但他們一心只想盡快產煤賣錢，與政策“賽跑”。
有人認為溫州民間資本“只會埋頭拉車，不會抬頭看路”。但浙商資本投資促進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蔡驊表示，“草根經濟”總會長大成林，游牧民族終究會過上“定居”生活，溫州民間資本現已進入“三十而立”的脫胎換骨期。
“寧為雞頭，不為鳳尾”。浙江澤大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主任王小軍說，“溫州商人到了反思資本出路的時候。我們能不能做到不過分地追求高額回報，做到理性輸出與可持續發展？”
美國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產業升級過程中，以私募基金的方式讓社會民間資金進入資本市場，投入到國家鼓勵的產業與行業，在為“游資”找到出路的同時，更為產業順利升級換代提供可靠的資金保障。
2004年以后的宏觀調控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風暴中，浙江中小企業接二連三地倒閉，其中不乏民間資本的“推手”。王小軍律師舉例，銀根緊縮，企業資金鏈“缺血”就用“高利貸”補充。每天千分之三的利息令借貸企業不堪重負，“追求暴利投機不可持久”，結果兩敗俱傷。
周德文說：“溫州民間資本一直在政策調整壓力與市場競爭壓力的夾縫中求生存。這種百折不撓，敢闖勇為的精神不會過時，但在投資細節與方式方面有不少值得總結經驗教訓的地方”。首先，“雞蛋”不能全部放在一只籃子里，應合理分散投資，規避市場風險。
其次，既要防范市場風險，更要提高預見與防范政策性風險的能力、措施。溫州商人常說“投資風險我不怕”，壓根兒就缺少政策性風險的意識。
第三，破解溫州民間資本外溢投資過程中政策、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據了解，不少溫州商人到省外、國外投資，進入某一個行業領域，常常是一兩個熟人、朋友在某地，大家就紛至沓來落地生根，鮮有從官方、半官方組織機構獲得準確的產業政策導向。
據悉，浙江省政府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等部門已經明確表示，將進一步加強國內外浙江商會等民間組織機構、社團的建設，加強對浙江商人投資政策與市場信息的溝通與共享，理性引導浙商“跳出浙江發展浙江”，“跳出浙江反哺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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