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沒有美國那樣的“次貸”，但我們和危機前的美國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我們的住宅房地產市場也逐步演變成了“全民游戲”。但是，我們卻沒有警醒地認識到，正是這種“全民游戲”的態勢與格局，埋下了我們房價高漲、投資泛濫、投機活躍、調控政策長期失效、社會矛盾激化、問題積重難返最重要的禍根。
最初98年國家頒布房改政策的時候，明確提出城鎮居民將通過“政策保障性住房、租賃住房和購買商品房”三種方式“結構化”地解決住房問題，也就是說“購買商品房”在架構設計上應該只是部分人群的“游戲”，這本來是一個非常清晰而務實的配合房地產支柱產業發展的國家住房建設體系和思路。然而在隨后幾年的發展中，由于保障性住房及公共租賃房的建設推出極其緩慢、嚴重缺失（而經濟適用房被后來實踐證明是存在先天缺陷的失敗產物），就變成了大部分的住房需求只有通過完全市場化的商品房市場發展滿足。于是隨著購買力的加強和需求的不斷增長，房地產市場自然就呈現出供不應求的矛盾，房價也就持續出現“過快”地上漲。國家從04年開始每年的宏觀調控，由于只是遏制需求，而沒能有效地“分流”需求及增加供應，調控房價的目的也就始終未能見效。
2008年我們本來有了一次徹底、全面調整的機會。可正是被李稻葵教授“弱化”了嚴重性的美國房地產問題，不僅使全球的經濟陷入了危機，同時也打斷了中國房地產市場調整結構，有可能朝向合理、健康化發展的進程。中國中央政府在短暫的猶疑之后，為刺激經濟，在房地產政策上從歷來的遏制需求轉向全面地刺激和拉動購房需求。而各地方政府在拉動購房需求不遺余力的同時，幾乎全面停頓了政策性保障住房的建設推進。于是，幾乎全部的住房需求都被推入到了商品房的市場之中，中國的房地產徹底進入了“全民游戲”的時代。
前幾年有位經濟學家叫易憲容，長期為買不起房的中低收入者聲討開發商以及高房價，和今天李稻葵教授為年輕人買不起房而“焦慮”如出一轍。他們似乎是在為中低收入者以及年輕人在爭取“權益”，但實質上是將本應由政府保障性、政策性住房來解決，甚至于根本無須現時置業的人群推入到商品房市場。其危害性就在于，他們以他們的學術影響力以及“道德呼聲”為房地產的“全民游戲”作了理論“背書”。
只要中國房地產“全民游戲”的格局不改變，從中長期來看，巨大的需求與有限供應之間的矛盾就無法真正的緩解。調控遏制只能提高投資的難度，但只要供求矛盾中長期存在，投資的價值空間就會繼續吸引投資的需求，而投機也會伺機死灰復燃。到時候，李稻葵教授所“關注”的買不起房的年輕人甚至也會將“焦慮”轉化為購買的行動。而這種以“全民游戲”為基礎堆積起來的泡沫最終破滅，這些年輕人曾經消除的只是一時的“焦慮”，但是換來的卻可能是終生的“痛苦”。美國的“次貸”人群在泡沫破滅之時可以一走了之，因為他們本來就是“零首付”，甚至在房價上漲的過程中享受過了物業增值的成果。而我們的年輕人卻可能是集父母一輩子的辛勞積蓄以及預支自己未來幾十年的收入，有的甚至還要向親朋舉債。到那個時候，也許中國就真會出現像李稻葵教授所言的那樣，比美國房地產問題“更根本、更加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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