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位困惑的大學生在網上問：“我今年大四，正在找工作，現在的待遇不高，好像還沒農民工掙得多！畢業后面臨著買房子，可房價又貴！我該怎么辦？”
陳凱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作了解答。他對在場的大學生們說，自己都不好意思說出自己的第一份工資有多少，因為低到“說了大家就會笑”。那時，他經常一個人背著打印機和計算機滿大街跑。
“無論你在哪個崗位上，適不適合創業，或者找工作難，我自己走過來有一條感受，就是你無論做什么，都要盡你最大的努力去把它做得最好，哪怕你是做一個前臺，我覺得都要把它做得最好。”
他還建議大家，找工作的時候，可以把自己的期望值降得低一點，這是一種“戰略性的防御”，先進了門，然后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認同，不斷發展。“我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先能夠有一份工作，然后根據自己的想法和努力去嘗試看看到底能走多遠。”
對此，如今身價不菲的嚴望佳也有同感。當初在美國留學時，她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窮學生。一邊讀書一邊打工，是她現實的選擇。那時，嚴望佳找了一份工作，相當于搬運工：在賣食品的小車上，幫人搬運方便面、豆腐包，一小時的報酬是4美元。
如今，嚴望佳形容自己當初“太可憐了”，可是她并不自卑。因為她知道，搬運工是自己生活的一個階段，但絕不會是永遠。
你要對得起這個時代
當劉慶峰還是在校學生時，經常參加各類論壇。他密切地關注整個國家和行業發展的大態勢，并據此判斷自己未來的方向，到底是科研、就業還是創業。
因此，今天的劉慶峰格外愿意參加“我與祖國共奮進”這樣的活動。他告訴同學們，我們國家的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以人均指標計算，依然落后。尤其是過去30年，經濟增長中的高能耗、高污染等問題，也困擾著這個國家。
他說，國家要想在下一個五年繼續進步，第一，是依靠科技創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第二，一定要靠青年創業。因為沒有年輕人的創業，國家是沒有前途的。
“國家和國家之間，民族和民族之間的競爭，關鍵就是看在全球它有多少標桿意義和有影響力的高科技公司。”在他看來，如果美國沒有微軟，沒有英特爾，沒有波音，美國就不是美國。“所以中國一定需要這樣一批高科技企業成長起來，所以未來中國青年的創業熱情決定了我們國家和民族在全世界所處的層次。”
當年劉慶峰畢業時，原本可以選擇出國留學。他也希望到世界一流的名校拿下博士學位后再創業，那時眼界會更開闊，語言會更流利。
但是，“時代的機遇決定了你怎么做”。他很清楚地意識到，當時的語音技術已經做得非常好，有一個十幾人的團隊，有科大的支持。如果繼續做下去，可以趁勢把產業做大；如果出國再回國，也許就永遠喪失了機會。
劉慶峰選擇留下。不僅如此，一些原本準備出國的同學，也被他“忽悠”，留了下來。他是這樣游說創業伙伴的：看看我們語音產業如此廣闊的前景，中國會成為語音產業的龍頭；再看看我們中國已經被掐住了龍頭！
劉慶峰一直堅持這樣一個觀點：科技創新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未來的民族科技企業家應該是中華民族新時代的民族英雄。
陳凱委員認為，當代青年怎么與祖國共奮進？作為個體來講，就是立足自己的崗位把工作做好。不管在什么崗位，都應把它看成是一個實現自己人生價值和目標的平臺。
嚴望佳說，“十二五”期間，我們國家在實現轉變中會有很大作為，在每個國家的大作為里面，都需要大量人才的“小作為”。她說，目前的創業和就業環境，為我們當代大學生打開了很多扇門，這是值得期待的。
今年，鄧中翰代表在“兩會”上向國家提了一個關于鼓勵自主創新的建議，有30多位代表聯名簽字。其中一個具體的建議是，形成一種激勵機制，讓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年輕人創業時，能將產權變成一種股權。
他個人的成功，就得益于這一點。1999年，當他來到北京中關村，發現那個時候根本沒有辦法將無形資產注冊成為股本，后來經過國家各個方面的支持，他的公司在創始人無形資產入股、員工持股、溢價融資等方面，都成了當時中關村的第一家。
這位與國家一同成長并從中受益的青年創業領袖感慨地說，自己的成功可能最重要的是兩點，一是務實地解決自己的學業、生活和工作問題。另外一個就是——要相信中國，要相信這個時代，相信我們在座的每個人的命運和運氣。“我們一定一代比一代強，我們大家所面臨的未來和理想都會更加的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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