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已于2005年去世)在其1989年出版的《管理新現實》(The New Realities)一書中將管理學稱為一門“通識學科”——也就是說，這門學問運用知識、自我認知和智慧來獲得有效結果。在解釋這種觀點的背景時，這位史上首位嚴肅的現代商業編年史作者稱，在各種人類事業中都不可或缺且得到普遍運用的管理學，已不再僅僅具備商業性功能，而是已經具備了社會性功能。以這種方式來重新定義管理學，汲取人文學科的深刻見解來闡明當前的社會需求及如何滿足這些需求，將有助于化解管理學的極大成功所帶來的存在性危機：管理學的正當性源自何處?它應當為什么事情向什么人負責?
如果說真實情況不太符合德魯克的解釋、把管理學視為通識學科的觀點看上去有些古怪的話，那是因為盡管德魯克很有遠見，他對形勢還是做出了巨大的誤判：他相信資本家的影響力和財富在不斷萎縮，會萎縮到“即便發達國家的所有超級富豪都突然消失、世界經濟也根本留意不到”的地步。
還能錯得更離譜點嗎?實際上，商業的影響力和財富增長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商業形式的管理學已經排擠掉了其他各種可能形式。非政府機構、社會性企業、英國國民健康服務(NHS)系統、大中小學現在全都由會計師那套排名計算、審計和績效評定管理著——盡管在人們的印象中，2007年和2008年極容易出錯的，并不是臨床、醫療或學術管理系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德魯克觀點的失敗對商業造成的危害，與對其他運用管理學的機構造成的危害同樣大。正如德魯克清醒認識到的，股東價值并不能賦予管理以正當性(他的另一句名言是，自由企業制度本身不應當成為一個目標，只應成為建設美好社會的手段)，它往往會助長公司權力的擴充和“犧牲長遠財富創造能力以換取短期收益”的收購。如今，外包活動讓一些經濟體喪失了技術儲備和工作崗位;創新逐漸讓位于平庸;地球正在變暖而資源正在枯竭。
就創造性而言，離經叛道的科技公司蘋果(Apple)從正面向我們展示了目前商業管理中缺少什么。蘋果前首席執行官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曾明確表示，蘋果的獨特與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于該公司有意識地把通識學科與理科結合起來。雖然乍看上去，喬布斯這位加州嬉皮士與德魯克這位生于歐洲的知識分子可能沒有什么共同之處，但德魯克應該會以贊賞的目光，看待喬布斯在那根兩臂上分別刻有“技術”和“通識學科”的模擬路標下發表演說的照片。與德魯克的觀點相呼應，喬布斯曾聲稱，技術的作用是用來解決問題，至于應該解決哪些問題，則由人文決定。對于產品，他曾表示：“麥金塔電腦(Macintosh)之所以偉大，部分原因在于它是由一群音樂家、詩人、藝術家、動物學家和歷史學家打造的，而這群人碰巧也是世界上最優秀的電腦科學家。蘋果的基因中蘊藏著一個理念——只有技術是不夠的。正是技術與通識學科和人文的結合，才帶來那些令我們深受鼓舞的成果。”
迄今為止，管理學已在很長時間里放棄尋求正當性——它索性把正當性作為先驗假定，這往往會造成令人痛心而不是令人鼓舞的結果。德魯克認為，在信息化社會中，企業的大小和規模不再是決定性因素。盡管在機械系統中大就是好，但在生物學系統中大小的重要性卻排在功能之后，因此“在信息化社會中，大小變成了一個‘函數’、一個因變量，而不是自變量”。最小的有效大小就是最好的。然而，他在這點上也錯了。事實上，企業正變得越來越大，就像癌細胞一樣不受控制地不斷復制，直到它們從整體上危及到經濟以及更廣泛的政體為止——正如2008年金融業發生的事情一樣【創業網Cye.com.cn】。
提出正當性和問責性這些重大問題仍然很有必要，對德魯克來說，這不僅是衡量管理者是否成功的標尺，還可以用來評判他們是否存在重大過失。假如德魯克沒有在2005年去世、能親眼目睹2008年那場危機，他可能會認為人們更應抓緊時間解答這些問題。如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德魯克那種把管理學視為通識學科的理念，如此才能“把過去的智慧與美好集中于解決當前的需求與丑陋上”，才能“把‘人文’再次擺在其應有的地位上，使其成為照亮我們前路的曙光和引導我們采取正確行動的指引”。(譯者/簡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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