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所有供求連到一起，也許從另外一個方向比較容易走出來。試試看：米價上漲是因為買米者互相競爭，你不出價我出價，斗來斗去就把米價拉上來的。買米者敢出價是因為他自己的收入漲，那又因為是雇工的需求旺盛，誰在“招工難”中出價高，誰就得工人。再追上去，是市場的訂單多，才拉動了多招工；訂單多又是因為市場需求的拉動。如此一律向下游產出品的方向追，追來追去就發現每一個環節都是因為需求的拉動――別人對你產品的需求旺，導致你對上游產品的需求也旺。這樣看，所有成本之價都是被需求拉起來的。
那么，何謂“需求”？我喜歡用的定義是“以貨幣表達的需要”。人類的需要永無止境，受到的實際約束主要就是貨幣購買力。照此定義，貨幣才是需求的要害，也是物價總水平變化的真正關鍵。個別商品的價格上漲是因為對此商品的需求超過了它的供給，物價總水平的上漲是因為――也只因為――總需求的上漲超過了總的供給。任何一個經濟，貨幣供應量高于商品和服務量的增加，總會帶來通貨膨脹。說什么 “成本型通脹”或“輸入性通脹”，離開了貨幣和需求都是天方夜譚――橫豎口袋里沒錢，或有錢也死不購物，那是任什么價也是漲不起來的。
忍不住再次肯定中文 “通脹”這個詞的準確性。通者，流通中的貨幣也。沒有貨幣過多這個條件，物價總水平不可能上揚。英文的inflation不過是說膨脹，至于究竟是物價膨脹，還是貨幣膨脹，可以見仁見智的。中文的通脹，有助于直指根本，發現流通中的貨幣偏多就可定斷通脹的出現，并從貨幣層面采取措施。要知道，價格漲起來的時候像發疹子一樣，這一點、那一點的，開始都是個別的、少數的，各有特別的成因，或按流行之說，是所謂“結構性”的。但是，只要流通中貨幣總量偏多，早晚會把物價拉上來。到了能夠“看見”的時候，常常火就上房了。
因此，說農民、農業和農產品對通脹做出了貢獻，是無稽之談。加引號也不行，因為含義還是含糊。準確地說，農產品和食品的價格上漲反映了通脹，因為在現行的物價統計體系里，食品價格占CPI的比重高，一旦食品價格上漲較快，物價指數就顯著上漲。食品價格像任何其他商品價格一樣，是市場供求在競爭中決定的。總的貨幣供給偏大，會一個接一個地把物價拉上來。在任何情況下，農產品和食品本身都沒有能力推動通脹。
以上分析也反對另外一個論斷，即通脹有利于農業和農民。雖然可觀察的通脹與農產品和食品的價格上漲有關，但并不意味農民可以在通脹中受益。第一點理由上文講過，農產品的成本在通脹中也在漲，農民也要承受生產成本上漲的壓力。第二點理由以前講過，由于今天不少農民也在市場上買米、買菜、買肉，所以農產品價格漲得兇，農民的實際收入還有下降的一面。11月份的數據說，城市CPI上漲4.9%，農村上漲5.6%，其中食品和農產品的“貢獻”也不小就是了。
要補充的是第三點。在經驗上，通脹下貨幣貶值，人們可以持有實物資產――特別是土地資產――來趨利避害。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當年“通脹有利于農民”的立論基礎，是英國農民擁有土地財產權，所以通脹下市場對土地的需求上升，農民作為土地的所有者或有利可圖。今天的中國農民雖然也擁有土地房產，但財產權利還不充分，特別是合法轉讓權遠沒有發育起來，享受“李嘉圖效果”又從何談起？什么時候，像成都那樣高舉“還權賦能”改革綱領、系統確立農民土地轉讓權的地方多了，我們再討論這個問題也不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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