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體制對醫生職業的扭曲背后，也蘊藏著醫生創業的空間——譬如，讓真正的醫生職業化。與牙科診所等靠器材賺錢的，類似體制內醫療的生意路徑不同，讓兒科、內科等大科醫生恢復職業的本原面貌并投入市場，更能迅速填補中國城市日趨失衡的醫療供求。
醫生創業面臨的政策局限還有很多。社會辦醫療機構，目前都受困于無法納入醫保的問題，這使他們難以服務那些非高收入的人群。最現實的，也是醫生創業的更大挑戰，是創業者如何吸引公立體制的醫生，尤其是資深醫生加入他們的創業陣營。
由資深醫生主導的商業力量，能否成為改變中國醫療生態的星星之火?正在創業的醫生們不僅渴望執業的自由，并試圖用各自的路徑撬開陳年不變的中國醫療生態，讓越來越多的有為醫生找尋新的彼岸。
于鶯，著名的北京協和醫院“急診室女超人”，微博上粉絲超過270萬的大V，小時候認為醫生是一個受人尊敬的職業。然而，在中國公立醫院長年累月的門診和臨床經歷，卻讓她對職業的前路產生了持續的懷疑。
“在這里，我還是那個自己想做的，那種救死扶傷的醫生角色嗎?”于鶯說，她后來明白，自己曾經想象的醫生角色，在中國現行的醫療體制很難實現。
在中國，很多具備相當從醫資歷的醫生都有過類似的郁結。他們有的選擇轉行，有的選擇自由執業，少數人則選擇了一條更有顛覆性的道路：在醫療領域里創業。就像現在于鶯所做的那樣。
《二十一世紀商業評論》(下稱《21CBR》)記者接觸的創業醫生，還包括朱巖、畢燁、歐陽晨曦和張遇升等。他們大多有著資深醫生的背景，并在近兩年開始，于中國醫療體制正被一點點撬開的縫隙里創業。他們有的選擇做“更純粹的醫生”，開創靠服務、研發贏利的醫療或產品，有的試著開展遠程醫療服務，有的對 “病歷大數據”做起了文章……
在醫生創業的背后，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層面也正處于松動的前夕。例如，國家發改委、衛計委和人保部聯合發布了通知，提出“非公立醫療機構醫療服務價格實行市場調節”，并把非公立醫療機構納入醫保等提上日程。這一舉措，也被視為2009年啟動新醫改以來，破除“以藥養醫”體制最為有力的政策。
對比起過去以“民營資本建醫院”的醫療創業，創業醫生們的嘗試遠不止于單調的商業算計。它們充滿了醫生的氣息，包含著醫生們對體制的反思，醫味十足的商業靈感，對醫療倫理的終極反思。誰能保證，有朝一日，它們不會被千萬個創業醫生復制和創造?
“壞體制”的紅利
于鶯的醫療價值觀與體制的距離已經很遙遠。在北京，于鶯對《21CBR》記者說，上海一個醫院的業務處主任，曾直接質疑她認為醫療本質上是服務行業的想法。“當時他說醫療就是個技術行業。我的感覺就是無話可說。”
于鶯多次用急診科的經歷，去說明她所理解的醫療并非是冷冰冰的技術活兒。在急診科，同樣的治療，如果有足夠的醫患關懷、溝通，治療的效果會有所區別;在病人垂危之際，醫生對家屬冷冰冰的搶救簽名通知，如果換成溫情的安慰，醫患關系也不至于惡化。
于鶯的老同事，現卓正醫療的合伙創辦人朱巖也有類似的體會。他在協和醫院內科工作了9年，卻始終不能消滅那種不時產生的，對診療工作的絕望感：在門診乃至病房，他一天要看七八十個病人，每個病人都只有那幾分鐘的診療時間。
“如果每個人有20分鐘，那你能為對方做更多，但在公立醫院卻不可能，因為后面還有很多人在排隊。”朱巖在深圳對記者說。一些遺憾至今仍掛在他心中，譬如，如果有更多個體的門診時間，當初的他就能勸阻一些透析病人的棄醫打算。
以“以藥養醫”作為最典型特征的中國醫療體制，多年來在醫療界催生了各種怪現象。在武漢，長期從事心臟搭橋手術的武漢協和醫院醫生歐陽晨曦，也曾無法理解為何血管支架在中國如此泛濫。他對記者說，“動不動就安四五個支架，這是對病人負責嗎?”
相比起各種怪現狀，更讓醫生看不到希望的是醫療體制改革的速度。有過軍醫經歷的“愛丁醫生”APP創始人畢燁說，過去的15年中國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中國醫療體制對待病人的方式卻沒有變化”。
畢燁對記者形容，自己很早就“叛變”。她本該向科室主任方向發展，但“找不到方向”的焦慮在很多年前就襲擊了她。而朱巖用了更多時間去考慮是否要離開，前年才踏出創業的第一步。2013年，于鶯正式離開協和醫院，立刻成為了社交媒體圈子里的熱門話題。
北京杏樹林科技公司CEO張遇升從醫生職業的角度解釋了這種糾結。作為協和醫學院的醫學博士，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公共衛生碩士，他認為醫生這個職業，在中國的發展并不健全。
“醫生本應是個體戶，高級的、以智力服務為基礎的個體戶。中國的醫生卻是在醫院里面的打工者，按照事業單位的規則去分配工資，靠發論文去獲得晉升。”張遇升在北京的辦公室對記者解釋說。
醫療體制對醫生職業的扭曲背后，也蘊藏著醫生創業的空間——譬如，讓真正的醫生職業化。與牙科診所等靠器材賺錢的，類似體制內醫療的生意路徑不同，讓兒科、內科等大科醫生恢復職業的本原面貌并投入市場，更能迅速填補中國城市日趨失衡的醫療供求。
在中國，由于兒科門診無法產生太多用藥的創利模式，兒科醫生連年流失。于鶯為此特意調查了一番：一個月薪在1.5萬-2萬元之間的母親，并不拒絕為真正有效的兒童門診服務付出500元到800元的診金(而不是花在各種不必要的藥品上)。于鶯說，她正以此去建立一個能實踐她對醫療服務想象的門診。
朱巖曾希望和于鶯在北京合作開辦類似的診所，不過于鶯告訴他，在起步階段，公立醫院資源相對稀缺的深圳是更好的選擇。朱巖2012年和兩位合伙人在深圳創辦卓正醫療，定位為高端連鎖門診，最大業務是包括內科、婦科、兒科在內的常見病診療，收費采取包藥模式，初診費380元包括了醫生診金、常規檢查和3日用藥。
“醫療的核心應該是醫生。醫生就應該做他專業的事情，不應該被商業因素所左右。”朱巖說，他現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把醫生的精力重新集中到診療的本身，他所建立的平臺，試圖還原醫生職業的本質。
于鶯的朋友、著名的血管外科醫生張強，曾經公開表達過對自由執業這個“美好夢想”的向往。在前年底，他辭去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血管外科主任一職，選擇在上海沃德醫療中心、北京和睦家醫院等多點執業，“因為這樣能做一名純粹的醫生。”
即使在體制內，醫生也有潛力放下專業之外的繁瑣，成為類似產品經理的角色。作為一個臨床經驗豐富的心血管外科醫生，歐陽晨曦本來應走在發論文、謀職稱的傳統道路上，但因為武漢政府的“破例”支持，歐陽晨曦從五年前開始開發人造血管，現在有機會成為世界上首家實現小口徑血管商業化的公司創始人。
歐陽晨曦說，只有臨床醫生才最清楚病人的需要。他研究的人造血管非常講究血管的彈性——他曾親見植入人工血管的病患，因血管在體內折彎和堵塞的痛苦—— 于是他開始了這個項目的研究。目前，他與武漢紡織大學的徐衛林教授合作主持研發的小口徑人造血管，正處在臨床試驗的階段。
“跨界創業”的色彩，在畢燁的身上更明顯，從“愛丁醫生”APP研發過程的人員構成可見一斑。愛丁醫生的產品經理由4個人共同擔任，最外層的兩位，一個是純IT出身，另一個是純粹的專業醫生，可提供醫療知識的咨詢。“中間的兩個，一個是我，醫療出身，惡補IT知識;另一個是IT出身，懂一些醫療。我們是產品經理的核心，將醫療和IT的思維融合起來。”
在跨界研發的過程中，畢燁深感醫生思維和工程師邏輯的巨大差異。比如說，判斷一個患者有沒有患腦膜炎，由于個體情況的差異，醫生會用相對模糊的邏輯來判斷，不能夠完全排除腦膜炎的可能性。但按照工程師思維的話，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是0，就是1。
“在這里面我們盡量去做一些可以標準化的，可以實現數字化的東西。但是，醫療服務本身有很多需要人去判斷的事情，我們靠機器解決80%的標準化問題，還有20%是人工服務。醫生看病也是這樣的，80%都是重復一樣的東西，20%則是很個體的東西。”畢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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