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約70%的青少年在中學畢業后會接受雙軌制職業教育，每周有三至四天在企業中接受實踐教育，一到兩天在職業學校進行專業理論學習，培訓時間一般為兩年到三年半
在歐債危機的大背景下，歐洲各國經濟哀鴻遍野，唯有德國一家風景獨好，成為歐元區屹立不倒的“定海神針”。為何“德國模式”能夠勝出？究其根本，除了德國完善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和嚴格的金融監管外，牛氣十足的制造業是其抵御歐債危機的銅墻鐵壁。
如下三則小故事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什么是“德國制造”：
一，帳篷的故事：2008年中國汶川地震后，災區陸續收到各國援助的帳篷等救災物資。有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災民們相互打聽住的是哪個國家的帳篷，而住德國帳篷的災民往往引來周遭羨慕，因為德國的帳篷質量是最好的。
二，鐘表的故事：德國殖民時期在青島江蘇路修建的基督教堂的鐘表迄今運轉正常。2010年，在華投資生產大型齒輪的一名德國商人陪父親在青島游覽時看見了這座鐘表，老人頓時認出了鐘表所用的齒輪便是由他的家族企業供應的。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該德國商人表示：“根據目前的使用情況，這些齒輪沒有任何問題，還能再用上300年，真要維修時，恐怕要到我的曾孫一代了。”
三，橋梁的故事：1906年，德國泰來洋行承建甘肅蘭州中山橋，1909年建成。合同規定，該橋自完工之日起保證堅固80年。在1949年解放蘭州的戰役中，橋面木板被燒，縱梁留下彈痕，但橋身安穩如常。1989年，距橋梁建成80年之際，德國專家專程對該橋進行了檢查，并提出加固建議，同時申明合同到期。如今，中山橋仍然照常使用，并被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無論是帳篷、鐘表、橋梁，還是汽車、火車、輪船，“德國制造”大致具備了五個基本特征：耐用、務實、可靠、安全、精密。
但“德國制造”的光環并非與生俱來，從歷史上看，“德國制造”經歷了由弱到強、由辱到榮的“灰姑娘”式的蛻變進程。
德國是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19世紀30年代才開始工業革命，較鄰國法國晚了30年，此時英國工業革命更是接近尾聲。由于世界市場幾乎被列強瓜分完畢，追求強國夢的德國人在列強擠壓下，以剽竊設計、復制產品、偽造商標等“卑劣”手法，不斷仿造英、法、美等國的產品，廉價銷售沖擊市場，由此遭到了工業強國的唾棄。1876年費城世博會上，“德國制造”被評為“價廉質低”的代表。1887年，英國議會通過新《商標法》條款，要求所有進口商品都必須標明原產地，以此將劣質的德國貨與優質的英國貨區分開來。
從那一時刻起，德國人開始清醒過來：占領全球市場靠的不是產品的廉價，而是產品的質量。于是緊緊抓住國家統一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戰略機遇，改革創新，銳意進取，通過對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和對產品質量的嚴格把關，大力發展鋼鐵、化工、機械、電氣等制造業和實體經濟，催生了西門子、克虜伯、大眾等一批全球知名企業，并推動德國在一戰前躍居世界工業強國之列。
“德國制造”完成華麗的蛻變，與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傳承息息相關。嚴謹理性的民族性格形成了“德國制造”的核心文化：標準主義、完美主義、精準主義、守序主義、專注主義、實用主義和信用主義。這些文化特征深深地根植于斯，就像是德意志民族的語言，復雜而精確，語法和詞匯不能出現絲毫的模糊一樣，涇渭分明，從而成就了“德國制造”的傳奇。
“德國制造”之所以能夠長盛不衰，并在全球化時代始終保持領先地位，主要得益于德國“三位一體”的體系保障。
一是科技創新體系。“德國制造”的強大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領先的產品技術含量。德歷屆政府十分重視制造業的科研創新和成果轉化，著力建立集科研開發、成果轉化、知識傳播和人力培訓為一體的科研創新體系。它的最大特色是個人、企業和政府的統一：科研人員出成果、企業出資本、國家出政策并負責對企業和科技界進行溝通和協調；企業承擔2/3的科研經費，剩下的1/3由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買單。為了使“制造科技”能夠在新的經濟環境下可持續發展，德國政府確立了三大發展目標：“綠色制造”、“信息技術”和“高端制造”。德國人始終相信一句話：真正決定企業前途命運的是研究與開發，而不是別的不能把握的客觀因素。因此，德國企業對研發投入毫不吝嗇，研發經費約占國民生產總值3%，位居世界前列。據統計，歐盟企業研發投資排名中，前25位有11家德國公司，排名第一的德國大眾汽車公司年度研發費高達58億歐元。即便在歐債危機期間，盡管訂單有所減少，但德國企業的研發投入不僅沒有相應遞減，反而逐步增加，使以先進制造業為強大支撐的德國經濟受歐債危機的影響甚微，反而因持續不斷的科技創新而更具生機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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