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共贏是遠遠高于法治的文明原則
共生共贏不是虛幻的空想，只存在于文章和故事之中，而是現實生活中生存與發展的最強大的邏輯。
不要忘記，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實行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些理念和國策，正是現實生活大格局中最強大的集團所倡導和踐行的，其動機與邏輯，是通過讓老百姓活得更好，使執政黨自己也活得更好。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蘇東 社會主義陣營徹底崩潰，世界上西風壓倒東風，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卻能任憑風吹浪打，我自巋然不動，這證明了共生共贏理念的生命力，也證明了執政黨決策的前瞻性和正確性。
正因為有了這個理念，有了改革開放，中國才有了企業家，有了富人，有了全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先富起來的，不能反過來違背共生共贏的原則，把違反自身利益、妨礙自己賺錢的因素，都視為改革對象，力圖去除之。改革開放幾十年來，那些一直活得很好的企業家，想必都遵循了識大體、度分寸的原則，始終把他人的利益放在心里，不去侵犯它，不去竭力打破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平衡，而是努力做到共生共贏。
很容易想到，度分寸，自覺尊重和保護各方利益，唾手可得的利益不隨便拿，到手的利益可能要放棄，這不是件容易事。但若亂了分寸，破壞了均衡，則企業、個人和家庭危矣!如此取舍，西瓜芝麻，明明白白。
不奢談法治，卻以識大體的名義，承認既得利益，謀求各個利益群體之間的平衡，謀取共生共贏，這第五種智慧，會不會讓一些人感覺氣憤，認為太沒有勇氣，太沒有原則，太沒有追求，太鼓勵大家向現實妥協?
能客觀認識歷史發展規律的人，不應該有這種感覺。
客觀看歷史，我們會很容易看到，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法治其實是異類，沒有法治才是主流。不僅在人類數千年的文明史上鮮有法治的蹤影，即使在現代社會，在英國光榮革命后又經過了數百年發展，實現了法治的國家仍是絕對少數。
在沒有法治的漫漫歷史長河中，在現時仍然沒有法治的大多數國家中，人們靠什么過日子?文明靠什么發展?當然是靠各個利益集團之間共生共贏的默契，靠不同群體利益的微妙均衡。
每當這種均衡被打破，社會便陷入動蕩甚至戰亂，帶來人員的大量死亡和財產的大規模破壞。而能夠更好地實現共生共贏，從而維持自身穩定的社會，則能夠更好地積累財富，包括物質財富和知識財富，最終，能夠更好地維持共生共贏，避免動蕩的社會，也更加順利地過渡到了現代文明。
其實，法治本身，也是利益集團之間妥協的結果，它不過是協調各方利益關系，實現共生共贏的一種特定的方式。因此，可以說，共生共贏是遠遠高于法治的文明原則。關于這個重要觀點，我們會馬上結合一些具體事例來進一步說明。
不要幻想法治會帶來安全感
最好不要幻想，法治一定會給企業家帶來安全感，會減少或減輕企業家的憂慮或焦慮。更現實、更可能的是，法治在減緩企業家某些特定的安全憂慮時，又會給他們帶來更加多元，更加復雜的安全沖擊和焦慮。
因此，在法治社會中，識大體、度分寸、共生共贏，仍然是企業家行為的基本準則。在法治社會中，不識大體，不度分寸，不愿與其他利益集團共生共贏的企業家，仍然會被其他利益集團用法律或非法律的手段，弄得焦頭爛額，付出慘痛的代價。
大家知道，西方企業在相當長的時期中，曾嚴重忽視普通勞動者的利益，結果導致社會動蕩，暴 力對抗層出不窮。在美國勞資雙方一次大規模沖突與對抗中，勤勞、又只顧賺錢的華工，因為堅持上班，幫助了資方，遭到美國勞工暴徒般群體攻擊，很多華工被慘無人道地酷刑殺戮。
在這場沖突中，美國政府曾派軍 隊保護華工，但最終結局是美國通過《排華法案》，使受到攻擊、付出了生命和財產慘痛代價的一方，又在更加漫長的時期里，成為法律的犧牲品。
在更大范圍內，勞資對抗導致了西方工會力量的興起，開始了西方很多產業走向衰落的過程。政府在推動工會興起的過程中，通過立法和其他手段，起了關鍵的作用。
從這樣的歷史經驗中，我們看到，法治并沒有改變社會關系的基本法則：只要有嚴重的利益沖突，社會就會動蕩，個人生命和財產就會受到威脅，遭受嚴重損失。
在西方勞資對抗過程中，法律不是給定的，而是用來追認、確立新的力量和利益平衡。法律也不是公正的，政府在一個時期不惜過度立法或者不公正立法(比如排華立法)，支持工會，損害企業利益，損害華工利益，以求得到更多的選票。而一旦選票的流向變化，政府又會立法或用其他手段來打擊工會(如里根和撒切爾所為，不詳述)。如此來來回回，莫不是為了政黨的一己私利。
在這權利和利益結構的大格局中，美國華工命運最慘痛，教訓最深刻。他們的主要教訓是，作為最弱小的利益集團，盡管要求不高，只是干活賺錢、養家糊口，但在強大利益集團眼中，還是太多了。對那些付出了生命代價的華工來說，天理何在?法律何用?正義何覓?
類似的事件每天都在繼續發生。在美國，憤怒的群眾占領了華爾街;在香港，同樣憤怒的群眾占領了匯豐銀行大樓;在希臘，街頭對抗通宵達旦……有些香港人說李嘉誠先生未能善待他們，便去他家門口示 威，甚具威脅性。李先生曾面對媒體說，我已捐出我財產的三分之一，你們仍說我做得不夠……這世界上要有公平，海中就沒有風浪了!其時心境，可想而知。其后，李先生加快了棄港入歐的投資戰略。
還有一個事件，也很令人感嘆。長期以來，包括政府、消費者、公共衛生和媒體，都指責麥當勞售賣垃圾食品，加重了一些國家的全民肥胖。在巨大的壓力下，為了證明麥當勞不健康，麥當勞的CEO只要被人抓到沒吃麥當勞，就會被大肆渲染，成為新聞。有一位麥當勞的CEO，常年各地視察，每頓飯都吃麥當勞，60 歲便心臟病去世了。
看來無論在哪里，成為企業家，都是進入了一個艱苦的職業，要有思想準備，準備為工作、為財富、為事業，奉獻自己的時間精力，押上自己的心境情緒，也讓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承擔更大的風險!在不同體制和環境中，唯一不同的是，壓力的來源和形式會有所差別。
企業家天生就是一個多憂多慮的群體。古人云：仁者壽而智者昌。古人又云：能者勞而智者憂。如果昌，即財富和成功，來自勤勞與智慧，它同時也體現了一個人的心理類型，故古人的名言中體現了“昌”與“憂”的高度相關。
還有個說法，叫居安思危，告訴人們平安的時候也要有危機感，能夠這么做的，不也大多是成功人士嗎?
古人探討這些原理的時候，還沒有“主義”、“法治”一類的概念，眼下中國企業家的憂慮，世界各地企業家們的憂慮，證明了財富與憂慮之間不分時代與地域的相關關系。
財富代表的成就，反映了企業家多憂多慮的心理類型，它同時又是更多憂慮的起因。在還有待建立法治的國家，財富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嫉妒甚至強烈敵意，給企業家們帶來很大的風險。在法治國家，人們常說，人人都是平等的公民，而比爾·蓋茨卻說，與巨大財富相伴的，是巨大的社會責任。在法治國家，企業家作為普通公民，也必須肩負超過普通公民的社會責任，承擔超過普通公民的巨大壓力。
第五種智慧是超越時代、超越體制的生存與發展智慧，她能幫助企業家們舒緩憂慮，減輕壓力，改善自身生存環境。全社會所有的利益群體都掌握了這種智慧，并努力踐行它時，社會就會更加和諧，更加安全，更加健康，更加富有，更加美好!
王一江 長江商學院經濟學及人力資源學教授、深圳校區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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