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好“金融效率”和“金融穩定”之間、“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之間的動態“平衡關系”，在當前尤為重要。我們應最大限度地避免因中國金融的脆弱性和“實質不對等”對外開放要求所帶來的全球范圍內對中國產生的不公平的收入再分配效果。
面對當前錯綜復雜的世界經濟動蕩格局，中國金融改革的緊迫性再怎么強調都不為過。因為，抗衡經濟硬著陸的救市政策所造成的“流動性泛濫”的后遺癥，需要由金融部門大力扶持而形成的新一輪充滿活力的實體經濟的發展才能吸收；只有金融體系健全發展，才能化解全球資產價格大幅波動、融資環境日益惡化的金融風險，才能抗衡在階段性周期下行調整過程中投機資本對產業資本的擠出效應。否則，改革開放30多年所積累的中國經濟硬實力將會出現不可逆轉的產業空心化趨勢，甚至有可能落入學術界所熱議的“中等收入陷阱”。
特別是，處理好“金融效率”和“金融穩定”之間、“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之間的動態“平衡關系”，在當前日益活躍的國際貨幣體系“重組”和全球資產和貨幣價值“重構”以及國際金融資本投資組合“重置”的過程中尤為重要。為此，我們要努力提高中國金融業的核心競爭力，中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中國財富管理的穩健性，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因中國金融的脆弱性和“實質不對等”的對外開放要求所帶來的全球范圍內對中國產生的不公平的收入再分配效果，這個結果實際是更為嚴重的國有資產流失的形式。
一句話，“穩中求進”是我們金融改革應該堅持的總基調。
而要探討中國金融改革的切入點和相互關系，眼下先要清醒地梳理清楚結構性、周期性、外部性三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對癥下藥。否則，盲目行事，不僅事倍功半，而且事與愿違，得不償失。
結構性的矛盾集中體現在全球化紅利、資源紅利、和人口紅利開始出現程度不同的單邊衰竭趨勢時，中國現有產業結構和制度安排下的外需主導增長方式是否會面臨巨大的阻力？而跳躍客觀的發展階段和無視稟賦約束下的比較優勢原理來推進企業自律地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是否能如愿以償？周期性矛盾集中體現在實體經濟部門企業利潤下滑，融資困難，投資意愿不足；而在虛擬經濟部門卻出現流動性泛濫，價格扭曲，投機行為加劇的現象。雖然這里提到的流動性泛濫是前期泡沫經濟膨脹和事后政府大規模救市所產生的后遺癥，但是，脫離經濟基本面支撐卻被大量“激活”的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今天一起繞開了正不斷“去庫存”和“去杠桿化”的實體經濟，而奔向稀缺的全球資源市場，或去波動的國際金融市場與脆弱的新興市場尋求短期套利機會，這給各國生產部門的復蘇造成了成本上升和銷售環境惡化的不良后果，尤其作為世界制造大國的中國，更出現了讓宏觀調控政策左右為難的“錢流”和“錢荒”并存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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