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多年前，孔子的學生問老師孔子：做一個領導者要有什么樣的品質呢？孔子說了五個字：“恭、寬、信、敏、惠。”什么意思呢？恭，即是恭敬。寬，即是寬厚。信，就是信義。敏，就是勤勞。惠，則是與人分享受。
這五個字，對我們有什么啟示呢？孔子又解釋了一下，他說：“恭而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敏則有勞，惠則足以使人。”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什么叫：“恭而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敏則有勞，惠則足以使人。”
第一，恭而不侮。恭而不侮，是一個人，特別是領導人最起碼的個人外在禮儀的修養，不是嗎？在中國，雖然我們講求內在的品質，但內在品質，不是一樣表現在行動上嗎？行為上不正，該為的不為，不該為的為，那純粹是一種偽善小人了。而表面的“恭”，便是一種修身，養性，齊家，是治國平天下的基礎。表面上的恭，是一種人生的修煉與修養與涵養，所以能贏得周圍人的響應與支持，尊重。
第二，寬則得眾。寬厚的人，總會有船一樣的胸懷。俗語說：“宰相肚里能撐船。”這就是寬仁之人的人的肚量。而正因為有肚量，所以能聚集人心。當然，一味地寬，是孔子所反對的。孔子講求的是一種“適中”，“過猶不及”正是講寬，是不能縱容，原則性的問題是不容“寬”的，否則就是于禮于節不容，不能成事，只能敗事。
第三，信則人任。講信義，是一個人最起碼的義，承諾的東西怎么能不兌現呢？孔子說：“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吾何以觀之。”取信于人，就是要言行一致。能兌現的，自己有能力去兌現，而且還編造一套奸言佞語，花言巧語去粉飾，而不去兌現？這便是小人的行徑了。這樣的人，在社會在，包括現行的很多“企業家”，不是很多么。
第四，敏則有功。孔子是講求“言行一致”的，“君子恥言之而躬不逮”，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說，君子對于老說大話，虛話，卻不以行動去實踐，去踐行的人。一個人說出的話，如果只說不干，那就是嘴把式了，“空談誤國，實干興邦”這句話，用在具體的事情上面，一點也不錯。
第五，惠則足以使人。我們要搞清楚什么是“惠”。“惠”即“惠澤”，優惠，實惠。運用到我們具體的政治與企業管理中，惠面對的人群，層次不同，其“惠”也不盡相同。對于沒有物質需要的人，給人的惠，就要即有物質方面的惠，更要有精神方面的惠；而對于陷于溫飽狀態，甚至貧困狀態的人，惠一定要在“實惠”上給予共同分享。在這方面，劉邦就做得很好，他是真正做到了“惠則足以使人”的層次。我認為，這也是劉邦之所以打敗項羽的根本原因。而項羽對于“惠”是吝色的，包括財富和名位，他很多方面遠遠要遜色于劉邦，所以平民的劉邦最終戰勝了貴族血統的項羽，激流逆轉，成就了一番驚世偉業。
講到這里，有人會說，老兄，別忘記了你今天的主題，你今天的主題是“中國商人與中國企業家的區別”。你今天是來講一個中國商人與中國企業家的區別的，不是來講儒學孔學的。是的，我是來講一個溫州企業家來的。但我之所以要以孔子的“恭、寬、信、敏、惠”來開頭，其實就是在這個溫州企業家身上，看到中國儒者商人，高貴的企業家品質。
在這里，我認為，企業家并不是任何做企業的，都有資格這個稱號。我認為，大部分的做企業的，只能被稱為中國商人，而不是中國企業家。
為什么這樣說呢？套用孔子的話，企業家是一種“達”的；而做企業的商人，最多只能稱作“聞”。
有一天，孔子的學生問孔子：“如何才能名聲顯于世呢？”孔子答：“你說呢？”孔子說學說：“那應該是‘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了吧。”孔子說：“是的，那只能算‘聞’了，而不算‘達’。夫達者，質直而好禮，主忠信，在家必達，在邦必達。”
一個人有錢有勢了，如果不與人分享，不與周圍的人分享，不與國家分擔，那只能算“聞” ，而不是達了。
富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叫富而無驕。第二個層次，叫富而好禮。富而無驕，只是不做壞事，自己得到了財富，自己在家里獨享受，雖然不做壞事，但也不是人性修養的境界，不算賢者。最可貴的是富而好禮。定而好禮的，算得上企業家，因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在國家、社會發生危亡時，激流勇進，成為國家棟梁與中流砥柱；才能在周圍的人有難時，懂得去幫助別人，幫一個，算一下，救一個算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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