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頓飯吃得有點累。
這是幾個私交甚篤的溫州實業創業者的聚餐。話題以最近最熱的浙江信泰集團(以下簡稱“信泰”)老板胡福林開始。“前段時間信泰‘間歇性停業’，現在剛剛開工，據說胡福林的辦公室外、家里都有保鏢，自己身邊還有貼身保鏢，國家此時愿意給他資金扶持了，要多少貸多少，情況和幾個月前大相徑庭。”在座的一位創業者說到。
讓大家扼腕嘆息的是，政府救信泰是“政治意義大于經濟意義”，信泰的商譽完了，做外貿這點最致命，而信譽也是溫州人最驕傲的資本。他們幾乎都與胡福林打過一些交道，公認他是個很有魄力的創業者：從小作坊到工廠，從貼牌到品牌，和大家的普遍路線一樣;只有他做到了全國馳名商標，又讓人不得不佩服;他花6個億大舉投資光伏產業，雖然激進得過頭了，但卻為溫州實業家們打開了一扇窗，誰沒有幾個激進的夢想呢?
一位前幾年從事過眼鏡行業的創業者說，“最近這個事兒太敏感，我們不敢亂說，畢竟胡福林是長輩。但是有一點，我看媒體上沒有寫到：信泰這家公司本來計劃下半年要上市的，怎么前一天要上市，現在就要倒閉呢?上市公司就是要掙錢的啊!信泰的財務很可能有問題。說實話，兩年前行業就有人覺得信泰危險，現在出事都在預料中。”
溫州是中國的實業聚集地，擠滿了野蠻而獨立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最早一批是“柳市”八大王時期，被人們稱為“刁靈精通達”的生意人，之后皮革、眼鏡、鞋服、打火機等行業興起，開始被譽為“中國低壓電器之都”、“中國鞋都”、“中國紐扣之都” ”。實業太多，所以惹眼，很多溫州人覺得針對這次跑路事件，大眾的想法有些“偏左偏右”，全中國都有實業家跑路的現象，只是很多案例沒有被拎出來，溫州人購置房產參與炒房的名聲在外，但這里的企業都是多年積累自力更生，如今為世人所詬病，不公平。
但實業家們還是忍不住侃到宏觀經濟，本來就關注經濟的他們比以往更為敏感。“我看年底還會有更亂的情況。”一位創業者說。這并不會完全打擊他們做投資的積極性，一位不久后將上市的服裝品牌管理層人士還在琢磨著投資，他認識“唯品會”的創始人之一沈亞(詳見《創業邦》雜志10號封面文章《電商異類》)，對這小子投資互聯網的經歷很感興趣，他也考慮把錢投到電商上。
唏噓之后，大家各自散去，太陽照常升起，而他們依舊如履薄冰。如果時間倒流，他們還會以實業起家，還會將人生的幾十年花在工廠中，扎扎實實地奮斗。但無論是人為因素還是大環境影響，事實擺在那兒。他們已經陷在實業與投資的漩渦中。
溫州制造：好日子已到頭?
魏明的業務已經做到全球前三名了。他創辦的溫州藍道包裝(以下簡稱“藍道”)主要生產眼鏡的包裝、眼鏡盒以及可以固定或挪動的各種眼鏡展示道具等。溫州的區域性實業聚集地很多，例如這里有“中國低壓電器之都”、“中國汽摩配之都”，從這點來看，魏明的故事很典型。他家在“印刷之鄉”蒼南縣，魏家房子有四層，一層放機器，二層以上用來吃飯和睡覺，老爸、兄弟姐妹“總動員”，后來還注冊了個工作室。由于家家戶戶都做印刷，這里形成了非常周全的產業鏈，涉及到印前、印中、印后幾個大環節，作圖、制版、印刷、裝訂，每家都很擅長。1992年時，他家的年收入是兩萬元左右，過得還不錯。
區域經濟有個優勢，干出名堂之后，四面八方的訂單都會沖著這里來，村里有專人負責跑業務，之后分工給每個家庭，越專業化成本越低。但他家又有些不同，最早沒有電腦，印刷的制版需要手工畫出來，外公是書法家，家里保持了練字的傳統，他們通常都是自己寫字拿去做成版的。在絲網印刷流行的時代，魏明有個親戚在中國絲網印刷協會做理事，嗅覺稍靈敏些的魏家開始購置新設備，鄉親們發現效果不錯，也開始引進機器，村里逐漸出現了價格落差;之后弟弟到外地上高校學會用電腦，就在家用電腦制版;各家各戶又有了第二次細分，有人專做PVC膜的包裝，有人專印筆記本，魏家選了最冷門的，做眼鏡上面標度數的貼紙和吊牌。
這小玩意的利潤能夠超過100%，“比較偏門，完全沒有競爭，因為別人都覺得不值得做。一張四開紙里面印滿了吊牌，每個吊牌賣將近一毛七，成本只有幾厘。家里有三臺印刷機，日夜不停地印，給我的感覺就是在印人民幣，然后賺到的錢會放在枕頭底下，這里最安全。”
后來魏明引入其他幾個股東，決定進軍溫州，訂單一部分交給靠得住的外貿公司負責，另一部分自己做貿易，這樣還掌握定價權。在溫州大廈租了個辦公室作為辦事處后，還招了幾個銷售人員;到后來，他決定干脆重新在溫州設工廠。這一步有個既實際又有點可笑的理由：離客戶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工廠需要制度，但是村里的工人都是鄉親，大家管他叫小魏，他也稱人家為阿姨、大姐、叔叔，大姐們的工作時間完全無法規律，該照顧孩子了就回家做飯抱小孩，沒事了再過來，最后導致訂單總是沒法交期。這個村子里都是基督徒，氣氛祥和，在這樣的環境里很難做正規的工廠去量產。
對所有實業家來說，從作坊到工廠是必經之路，都要經歷從零開始組合各種資源的階段。魏明的生意有幾次訂單的陡增，購買設備替代手工是一次，找到銷售人員是一次，再就是搬到溫州這一次，正式告別小作坊經濟，邁向工廠模式。而他最頭痛的制度問題在挖來一位曾經在國企任職的副總之后初步得到解決，他自己還去參加了市黨校舉辦的“廠長經理培訓班”。由于不愿被約束，曾經和自己拜把子的幾個兄弟相繼離開，制度總算建立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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