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領會中國式合伙的精髓，研究拆伙的案例更似乎有用。
從新東方三大佬，到萬通六兄弟，到聯想柳傳志與倪光南，真功夫內斗、國美之爭等，江湖義氣、不合理的股權設置、利益分配不平衡、合伙人角色轉變、理念沖突、功高蓋主是中國式拆伙的一些關鍵詞。
1、新東方三大佬
《中國合伙人》的原型新東方教育集團則經歷過一段廣受公眾關注的混亂時期，由于新東方學生眾多，大眾知名度高，一有風吹草動都能引起學生好奇，例如廣受學生喜愛的名師羅永浩(現錘子ROM創始人)，就曾經“帶頭造反”，對嗆俞敏洪，造成一時轟動。
新東方的真實故事遠比電影呈現得復雜、糾結許多，和君咨詢公司創始人王明夫在《高手過招》一書里提及，最早新東方學校是個雜亂無章的大攤子，一塊大牌子底下擱著一群個體戶，盡管名師輩出，但學校老師如同地方諸侯割據、各自為政，有人把持了托福班和GRE、有人把持了雅思和GMAT，誰能多開班，就能多分錢，校方只管拆帳，其余幾乎不管，導致老師們為了自身利益出發，互相擠兌攻擊，搶課程、搶學生，對新東方品牌產生了負面作用。
直到2000年俞敏洪找到王明夫，制訂出一套統一戰略，慢慢把權力重心從“地方諸侯”手上收回“中央”，對學校進行股份制改造。王明夫形容，當時各方利益難以平衡，俞敏洪安撫了這個又得罪了那個，最后核心團隊辭職的辭職、栽贓的栽贓、跳槽的跳槽、另起爐灶的另起爐灶，爭權奪利到了白熱化程度，連創始大佬間都氣氛火爆。
熟識新東方三大佬的人士說，三人因為有創業的革命情誼在，許多沖突是在一方覺得對方應該能理解、支持的情況下，發生了期待的落差，導致嚴重的失落感，使彼此間的沖突放大、更加難以收拾。
一次俞敏洪得知徐小平竟然帶領內部教師進行“革命”，反對他的新政，心中憤怒不解，直接讓人把徐小平的辦公室占了;隔日徐小平上班一看，見到自己的辦公室里坐著別人，幾乎說不出話來。但是在熟悉雙方的人士看來，徐小平也有私下為俞敏洪化解集體沖突的想法，并不是單純為了反對俞敏洪，“他們的事，反正說不清。”類似的沖突持續進行了四到五年，王強、徐小平以淡出新東方收場。
2、萬通六兄弟
萬通六兄弟在1991年創立海南農業高科技投資聯合開發總公司，此后六兄弟陸續離去，直到2003年王功權離開公司，剩下馮侖為止，歷時12年時間。
馮侖在《野蠻生長》中以“梁山模式”形容萬通六兄弟，“座有序、利無別”，股權利潤完全平分，如同梁山泊好漢在海南聚義，是水滸的現代翻版。結果商業合伙的關系中，兄弟情義往往凌駕了合伙關系。
商業關系終究是商業關系，必須回到商業經營的層次就事論事。王石第一次跟馮侖見面時，就預言六兄弟早晚要碰到利益沖突，馮侖當時不以為然，直到第一次拆伙前夕，六兄弟之間對于企業經營理念、決策、資源分配的意見沖突不斷，兄弟情義反而成為最難以跨越的一道障礙，“我住在保利大廈1401 房間，潘石屹住樓下，我們很痛苦地討論著，等待著，就像一家人哪個孩子都不敢先說分家，誰先說誰就大逆不道。”
據說，他們最大的分岐在于錢往哪兒投。馮侖說，全部是經營思想上的不同，你想往東我想往西，沒有利益上的紛爭。大家說不到一塊去，于是爭吵就不可避免。“大約有一年時間，我們一開會就吵，幾乎天天吵。”潘石屹說，吵到無法調和時，剩下的只有分手。
1994年秋天，萬通六雄在廣西西山開會，這次會議在萬通歷史上被稱為“分裂會議”。表面上的矛盾是馮侖和潘石屹而起，最簡單的說法是，當時的馮侖要干事，而管錢的潘石屹不給錢，矛盾就變得尖銳了。表現形式是這樣的，但背后的因素是價值觀的明顯沖突：馮侖生于古城西安，西安是古老的首都，封建禮儀傳統思想根深蒂固。陜西人多數很固執，是骨子里的固執，對外人都很給面子，但內心卻異常執著，從不被別人所左右。然而，從人事的角度上來說，當企業做到一定的規模，大家都太能干，而且個個都是老板之才，這本身就會有問題。在這次會議上，幾個人吵了不下十幾次。王功權哭了，馮侖也哭了……無關利益，淚為情灑，就好像一場同甘共苦、坦誠相愛的婚姻，終要忍痛分別。
1995年，六雄正式分手，散伙基本上是按各人原來所分管的業務來分的。因為幾個合伙人既在萬通集團里任職，又是各個分公司的經理。按照商業操作模式，5個合伙人平分了萬通65%的股權。潘石屹拿走了北京的那塊地，后來做了現代城，易小迪分得了深圳的分公司。
現在看來，以“水滸模式”起家的萬通，梁山眾好漢打下一定的江山后，分解是必然的。十年后，潘石屹總結說，這次裂變就像宇宙爆炸一樣，越變越小，最后終于裂成了碎片，變成了一個個獨立的個體。這一個個獨立體又不斷裂變，裂變最后的結果就有了從萬通分離出來的30多個做房地產的董事長和總經理，“萬通”也被稱為是房地產界的“黃埔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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