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行長所說的做大規模然后賺大錢的商業模式其實是一個即將被淘汰的商業模式。他的核心觀點是我國銀行不存在壟斷，銀行利潤率不高，賺錢是因為規模大，同時，他還認為民營銀行解決不了中小企業貸款難。
4月18日，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在“2014年第十一屆北大賽瑟（CCISSR）論壇”上發表了一個演講，他的核心觀點是我國銀行不存在壟斷，銀行利潤率不高，賺錢是因為規模大，同時，他還認為民營銀行解決不了中小企業貸款難。
楊行長當然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大銀行家，因為他曾經管理著全世界最大的商業銀行。
作為曾經的媒體人，我在工行市值和規模雙雙稱冠全球時采訪過他，是那種低調、嚴謹的同時又不乏傲慢的銀行家——值得注意的是，傲慢大概是銀行家普遍的特征，他們一方面手握大筆從公眾吸收來的低成本資金，另一方面則面對嗷嗷待哺的缺錢企業或者個人，他們確實有傲慢的資本。
楊行長最近發表的觀點不管聽起來有多么刺耳，如果僅僅從字面和數字上看，卻都是事實，這體現了他作為銀行家嚴謹的一面。但問題在于既成事實并不等于是合理的，而且形成既成事實背后的發展路徑更值得商榷，不談問題而只談被公眾誤讀的事實，我覺得這體現了他傲慢的一面。
我們不妨先來看看楊行長所說的銀行的規模效應。楊行長將我國銀行與工業的ROA（總資產收益率）進行了對比，“我國規模以上工業的資產回報率大概是7%左右，我國銀行業平均資產回報率大概不到1.3%”，楊行長沒有說出口的話是，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相比，中國銀行業的ROA并不高。
楊行長之所以沒有將后面的話說出來是因為他心里很清楚，他的這個對比有多荒唐。銀行是高杠桿的生意，杠桿率可達12倍，而普通工業企業的杠桿率在2倍為合理，也就是說如果銀行的ROA要與工業企業齊平的話，那銀行的ROE可是要超過70%的！
楊行長指出銀行業之所以這么賺錢是因為規模大，這是事實，但是規模大是如何發生的呢？筆者認為有以下三個原因：第一，企業通過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的渠道不暢。
中國證券市場的審批制飽受有識之士的詬病。一般來說，這些有識之士關注的焦點仍然是從證券市場投資者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即認為審批制人為導致證券市場供給的稀缺，因此導致了高估值和權力尋租。
然而，我認為企業不能便捷地通過資本市場融資，其實人為地逼迫它們通過銀行進行間接融資，進而也使得銀行這個融資渠道變得緊俏，由此也導致銀行資產規模快速膨脹。間接融資的成本往往高于直接融資，因此，中國企業間接融資遠遠高于直接融資的事實在我看來，更大的問題是導致了整體經濟運營效率的下降。
關于股權融資，我們知道中國證券市場間歇性的IPO暫停和重啟也是一大奇觀，自2012年11月中旬至2013年12月，IPO在沒有明示的情況下實質上暫停了，去年年底重啟之后雖然只有短短幾個月，但也已經是一個長長的故事，相信讀者諸君對此記憶猶深，我就不再贅述。
而企業直接融資的另一種渠道債券融資在中國一直沒有得到大力的發展，根據中央結算公司債券信息部發布的《2013年度債券市場統計分析報告》，2013年，交易所發行公司債和中小企業私募債共計331只，發行量2717.30億元，僅占債券市場發行總量的3.12%。
而政策性銀行債和國債在發行規模中占據主要地位，二者發行量合計約占發行總量的59.05%。可用來對比的是，美國以企業為發行主體的債券產品則占據了債券整體規模的60%以上（2005年的數據）。中國累計發行的各類債券的發行量占比如下圖：
銀行規模大的第二個原因則是在普通企業直接融資渠道不暢的情況下，大銀行的直接融資渠道卻很暢通。楊行長顯然不認為現在火熱的民營銀行能夠拋起什么風浪，因為他很清楚銀行業的規模受到資本充足率的限制，在這一點上，我完全同意他的觀點，而且我認為這些新設的民營銀行在風險管理能力上也有不足（請參看《民營銀行難以撼動銀行業》）。
不過，中國的大銀行在過去十幾年中為什么能夠快速擴大自己的規模，而沒有受到資本金的牽絆呢？以楊行長曾經領導的工商銀行為例，2004年只有5萬億資產，而到2013年則有19萬億，年復合增長率為16%。
除了大銀行本身業績增長之外，通過資本直接融資補充資本金也是一個關鍵因素。據Wind統計（如下表），五大行上市后的直接融資總額達1.2萬億，其中債券融資8, 533億，股權融資3, 43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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